两支队伍公关“焦点访谈”

安哥

两支队伍公关“焦点访谈”
冰点专栏记者:倪铭

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
向“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焦点访谈”节目公关，不要播放批评他们
的片子的。
今年，“焦点访谈”播发的批评报道比以往都多，两支队伍也比
以往排得都长。
两支队伍里的人们，其急迫心情都是一样的——一个急切地想播
出，一个急切地想阻止播出。
不一样的是双方的身分和条件。前者手里拿的，往往是摁着几十、
上百名群众红手印的上访信，但他们也仍然只是些个人。后边这队里
的人都代表着组织，在很多时候还不仅是一级组织。因为是代表组织
出差，并且是出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差，所以住豪华宾馆、请豪
华宴席都是“正当防卫”。
前门队里，打动“焦点访淡”的最重要武器也不过是眼泪，后门
队里人们则往往携带有昂贵的“土特产”和数额不小的现金。
另外就是陈述理由，由于“焦点访谈”录像为证的特点，指责他
们失实不太容易，所以只能讲别的。先得说当地党委政府对“焦点访
谈”记者所拍的问题是如何重视，“××书记、××市长亲自……”
然后讲当地“安定团结的局面如何来之不易”等等。有时还要加上
“我们书记刚刚调来不久、我们政府刚刚换届”之类的话语。
有一条真正可以成立的理由，他们又不好说出嘴来：“别的地方
也都这样干，甚至比我们干得还厉害，‘焦点访谈’为什么单批我们？”
譬如粮食系统挪用资金问题，就决不是个别的。总共2000多亿元的收
购资金不见了，哪个地方的粮食局敢说自己是完全干净的？这个理由
之所以说不出口，是因为它会直接引发一句反诘：“都这样做就对吗？”
这对阻止播出并没有多少益处，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不提这个话
茬儿为妙。
有的地方高官，甚至公开把阻止“焦点访谈”播本地片子的职责
揽在自己身上。“‘焦点访谈’如果上你们那儿采访，马上告诉我，
我往北京打电话！”
有一些这么积极的同志在，他们的小电话本上又有那么多可供拨
打的号码存着，很多问题就都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地方很少被
“焦点”们给“访谈”着？不是没有可访的事，也不是不常去访，而
是访了白访。因为这些地方的工作做得及时，做得到位，因为这些地
方在北京的关系网够密。像某地企业那样，跟记者动拳头，或者像某
地检察院那样，给记者们专门造一套假账，是最笨的计策。
之所以对“焦点访谈”格外肯下功夫，主要的是因为很多中央领
导都注意看这个节目。自己地皮上出的坏事，不能让中央领导知道。

这些被“访谈”过的干部们，还有很多没被“访谈”过的也在内，
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取消“焦点访谈”。因为“焦点访谈”
标志着监督的存在，标志着舆论的存在。“焦点访谈”是喉咙里共同
的鱼刺，没有才好，化成软面条暖胃更好。
但不是所有为免曝光进京活动过的人都是坏人。我在基层见过他
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把职务行为和个人好恶分得很开。很多时候，
他们个人也认为“焦点访谈”批评他们家门口的某一件事是完全正确
完全应该的。

《公关“焦点访谈”》续闻
刘健
“你知道到北京去‘焦点访谈’公关，谁最高兴？———司机！”
近日，一位基层宣传部门的朋友提到本报去年底《公关“焦点访谈”》的报道时，讲了一个小秘闻。
为什么司机高兴？据这位朋友说，公关团到北京，是要大把花钱的，不论花多少钱都能下账。这中间，免不了有一部分钱就花在了公关团内部
人的身上。最轻描淡写的，也一人弄一身西服穿穿。司机不是干部，公关最终攻得下来攻不下来他都不操心，但这种油水他是沾定了的。
当然，司机沾的那点油水，是太小意思啦！从中得好处最多的，是带队主要领导。譬如说，一个乡镇政府被“焦点访谈”访着了，县委出一位
副书记带队去中央电视台公关。为这种破事，让书记去给你出面磕头做揖，哪能白干？所以无论成与不成，这个乡镇的干部在京期间，都得千方百计
把书记“感谢”好了。朋友说，这是官场上起码的生意经。
一般来说，公关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好几个“有关单位”，过去相互之间不算是很熟。一场关攻下来，特别是如果攻成了，以后这些“团员”们
就有了“战友”般的感情。各方面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成为常事。
朋友笑说：“这些内幕，你们当记者的，才了解多大一丁点儿！”

[转帖]多年前我的一篇冰点读后感
1999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上的《公关“焦点访谈”》一文，结合自己几年来的新闻工作经历，心中痛苦万分，总觉心中有话，
不能不说。
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思想的解放，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了。媒体上可以看到曝光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事件；而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
谈》或《新闻调查》可以“访谈”和“调查”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事件。当然，这些曝光和调查的阻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于是，便有了
“冰点”中那些排着队上电视台走门子、说情，不惜金钱和精力要将批评报道用或硬或软的方式扼杀于播出之前。中央电视台尚且面临如此压力，
省市县级媒体的境遇则可想而知了。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则更是不难想象。
为什么批评报道的出笼会面临如此强大的阻力？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一、当事人怕把事情的影响闹大。因为在许多地方，违纪事件的处理与事件造成影响的大小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样一件违纪案，如果知道的人
少一些，再做一些“勾兑”工作，必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之亦然。故而，始有张金柱、邓评比之类人物，在受到法律制裁之后，不自省其罪，
反认为是被媒体所害之类荒谬逻辑。
上面一条原因，是符合逻辑的，任何一个当事人都可能去做的；而另一条，也即是本文专门想谈及的，许多人身上莫名其妙的“荣誉感”使然。
有许多动用物质财力去讲情或阻止媒体发布批评性报道的人，其实本人与被批评者并无瓜葛，更谈不上受了什么好处。单单只是为了所谓的“荣
誉感”。譬如，某县工商管理人员执法时将菜农打成重伤，这本来是个别工商人员素质低下的表现，即使工商局内部对此也是绝不能容忍的。但当
一听说媒体要曝光此事，局长一下子慌了神，立刻出马做工作。县长一听有本县曝光新闻，也马上出动，如果再不能解决，便会动用更高一级的关
系，直到将稿件扼杀为止。如此一来，便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仿佛一个爱惹事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别人告上门来，反倒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拦在
门外，老拳相向。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样，媒体的尴尬便出现了，曝光某省某市某乡的某个电管站的收款员贪污公款事件，极可能变成某省某市某县某乡联合捍卫本地“名誉”的
一场“圣战”。其方式不外乎拒绝接受采访，威胁证人，订立攻守同盟，或找更大的领导对电视台施压，或利用法律手段，以批评报道中某个用字
或标点错误，将记者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
还有一些地方，宣传部门几乎每天都在讲“宣传纪律”，这个纪律，是本地领导们根据“地方保护主义”原则订立的“地方保护主义”牌的宣
传纪律。内容无非是批评报道必须由被批评单位和个人签字盖章。（相当于把意见箱挂在被提意见者脖子上，看谁不要命敢来？）；上级新闻单位
来采访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这样才好有思想准备，使扼杀工作不至于被动）。不唯如此，言论稿件切不可惹得人对号入座，最好每天批评街上
乱扔纸屑的市民或太阳黑子不按规律爆炸。副刊类稿件亦不可犯讳，别说大事，就连小事也不行。譬如，烟叶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地区，最好少写吸
烟有害健康之类。而啤酒生产大县，便要小心啤酒可以增大肚子之类卫生知识了。
其实，这些珍惜“荣誉”的行为，恰恰是对荣誉的践踏和侮辱。无怪乎许多人对新闻媒体失望，笔者当年搞电视采访时，常面对这样的尴尬，
每当举起摄像机拍批评类新闻时，便有人劝：“记者同志，别忙活了，反正也播不出来。”而往往他们的预言总会不幸实现。这使人痛心且难过，
试想想，在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阶段的九十年代末期，百姓眼中，一个小小的弄垮企业的厂长或乱打人的村长都受到
层层保护，成为享受曝光豁免权的“特区”，那谁还敢往后面想下去呢？

青藤艺人

官员:防风\防火\防记者.现在的"焦点访谈"比以前圆滑多了,成了垃圾节目,我都不看了.

雪绒花

什么节目也不会是百姓的节目

故乡的雨

官场的黑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