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

啊杜

引言 知情人一旦到场，人们总是期望他讲述事实，全部事实，只有事实，没有其他。 不少与中国有关的知情人，的确已然说出了事实，但也许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只讲 事实，不讲其他，因此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述全部的事实。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任 何一个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事实。因此，本书所述将面对三个不同观点。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徒劳。18 57-1858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柯克①先生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处 于不同情况之中的中国人，并可以在训练有素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眼睛去正 确地理解中国人，正如那时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 的前言中，是这样为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素质而致歉的：“我没有在这些书信中采用 描述中国人素质的精品文章。这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这样吸引人，提 供这样大的空间来发挥精致的假设、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义。每一个微不足道但 又非议我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责我没有从这些机会中做出些什么。事实上，我本 来已经写出整体中国人的几条好的素质，但不幸的是，在我写作这些文章之时，我 看到的中国人的言行粗鲁，与我的假设产生磨擦，因此为求真实，我接连烧掉了几 封信。需要补充的是，我曾经常常与几位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总是发现 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整体。然而，这些 困难只有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才会碰到；一个时髦的作家，尽管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却会轻易地写出一篇花里胡哨而不符事实的分析文章，而这个题目所需要的恰恰就 是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佬每一次一闪而 过的心理矛盾，估量这种心理矛盾在总体中国人之中的确切分量和影响。而目前至 少有一点令人满意：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用最为固定不变的素质来描述一个 中国佬②。” 　　①译注：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1814—1865），英国律师兼新闻记 者，曾于1857年来中国，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著有《中国与下盂加拉， 1857—1858年》（1861）一书。 ②原注：令人吃惊而又更为遗憾的是：Chineman（中国佬）这个野蛮的称谓 看来已经扎根于英语了，它排斥Chinese（中国人）这个恰当的词。我们不知道有没 有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不用Chinaman这个词，也没有发现这个帝国的任何一 个作家坚持避免使用这个词。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形势中的一个因素了。我们可以 看到，中国人不惧压力；我们更可以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只有在中国才 能确切地理解中国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不过，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 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 与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却无法像解释其他复杂现象的集合那样，来理解中国 人为什么总是不能互相协调。 针对本书，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不同观点，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本书的资 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件事并不能保证他能写出关于中国人素质的 文章来，正如另一个人在银矿里埋头苦于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就 能写作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 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 这些文章本来是写给上海《字林西报》①的，只与该报纸的读者有关。然而，有 些话题令人激动并且感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因此， 人们要求作者收集成册。② 　　①译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出 版的英文报纸。1864年7月开始出版。其前身是1850年8月创刊的《北华捷报》（No rth China Herald）。1951年3月31日停刊。 ②原往：《中国人的素质》1890年在上海出版之后，在中国和东方广为传睹， 不久就已告售罄。 第三个不同观点是，有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特点的观点， 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印象不可能点点滴滴都正确。印象如 同照相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反映其他底片 无法反映的东西。摄影的硬片不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最终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实质上 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重视，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点鲜亮 的色彩，会增加整个“单色的”画面的真实程度。依照这些批评，本书作了彻底的 修订。由于本次重版时间紧迫，原先讨论素质问题的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爱了， 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而《知足常乐》一章则是新近写就的。拒不 赞美中国人所具备所展示的优秀品质，拒绝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会有一种 先入之见的危险，言过其实地去夸奖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夸奖无异于一味贬低。 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①，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坏人却 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有一幅木刻，刻出一棵 橡树，观摩者应邀前往，从木刻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拿破 仑低着头双手抱胸。长时间注视之后，人们总是看不到侧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 错，但一经说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却看不到拿破仑。同样，中国的许多事 情一开始谁也没看到，但一旦看出，便永远不会忘记。 　　①译注：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 小说家，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名利场》，副题为“没有英雄的小说”。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可能引入每一个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样，需要明确地提醒读 者的是：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试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是外国人观察和经历的全面 概括。这些文字只是一个印象，一个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国人“素质”之中得出 的印象。这些文字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只是一个观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某 些性格的速写。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认 为是入门书，其中讲述的各种特点，不仅来自笔者本人的经验，还来自许多人在许 多时候的经验的集合。正是如此，这个课题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①先生，是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众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曾说起 过，向人介绍一个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些笔记，而这 些笔记仔细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看来完全异乎寻常 的事件，还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解释。 　　①译注：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英国领事官。曾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汉文。1843年来华，历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上海总领 事馆翻译、驻宁波领事、驻牛庄第一任领事，1868年死于牛庄。著有《关于中国府 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条录》（1847）、《中国人及其叛乱》（1856）等书。 这样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可以受到 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特例却只因为一个原因而不能弃之不顾：它们的真实程 度如此之深，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的理论都必须对它们加以认真考虑。 任何人若曾试图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会强烈地感到困难太大。 这样，有一点会逐渐明白：许多东西看来是中国人的素质，实际上却只是东方人的 特点；但这在什么程度上是正确的，每位读者则必须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判断。 有人说，如今在与中国人的交往当中，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 --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戏剧。这些信息来源中的每一条，无疑有其价值，但 看来还有第四条途径，比前三条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但这条途径不对每一个写作关 于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开通。这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 正如一个地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样，人的素质也一样。一个外国 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 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正是以一 个中国乡村为立足点，这些文章才得以写成。这些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展示一个 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展现一个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个原 因，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可以用基督教进行改造等等结论。书中根本没有 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如果书中出现中国人素质中的重大缺点，如何纠正这些 缺点则是个公平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 国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要比现今更有压力。任何一个 对人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都会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 进步。如果我们的结论正确，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在此之前却是被忽略得太多。如 果这些结论错误，那总是它们的错，无论什么证据来支持都没用。 额尔金勋爵①回答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听来仍 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内部自由的障碍消除之后，西方基督教 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 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会有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要在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 中找出一条路径，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 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比呆在尘世要好。” 　　①译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11—1863），英国外交官。1857年任 英国全权代表，奉命统军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58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 1860年侵入北京，下令烧毁圆明园，并签订《北京条约》。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 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 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即 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 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 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 必读之作。 本书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二十六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 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诚然，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是晚 清时期的中国人，书中不免褒少贬多，因此笔触略显低沉，还不乏偏颇之辞。由于 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这一身分的局限。他的视角与 结论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然而，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 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 对此，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 本书的深刻意义和历史地位，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他二十一岁在日 本时，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 到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 本书的翻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图本为蓝本（Arthur H．Sm 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书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种引文 极为众多。为适应当今的读者，译者均尽量考证，并附有详尽译注，还附有几位重 要人物的评论。因此，无论原著与译本，我们均有充分的理由推荐给广大读者。

啊杜

第一章　面子要紧 把“面子”作为全体中国人的一种“素质”，一眼看起来实在是荒谬透顶。但 是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单指人的脸部，它在字面上是一个群体复合名词，意思比 我们所能描述的要多，或许可能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不是完整地理解，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国 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全国性娱乐， 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 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 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做法，即使不认为荒唐， 也以为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的自我防御心理觉醒之时， 即便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对大批民众。他会大声地说：“我对你说，对你， 还有你，对你们说。”如果他的麻烦化解了，他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下了台”； 如果这些麻烦没有化解，他就会发现无法“下台”。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你弄明白， 就会知道与现实毫无干系。事实永远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只是形式。如果在合适的 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是不去大幕后面的， 那样的话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 就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 一旦正确理解，面子就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素质这把号码锁。 必须补充一点：面子的运作原则和这个原则带来的成就，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 理解，他们总是忘记戏剧因素，误人无足轻重的事实领域之中。对于一个西方人来 说，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的“塔布”①，都是一种无可否定的潜在力量，只 不过面子不可捉摸，不讲规则，只按照人们的常识来废除和替换。这一点，中国人 与西方人必须认同这种异议，因为他们从来不能对同一件事情达成共识。在调解小 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面子的平衡问题，正如欧洲 政客曾经考虑力量平衡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尽管理论上要 求公正，但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调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 面子。同样的原则，也经常出现于法律裁决，很大比例的诉讼结果都是不分胜负的 比赛。 　　①译注：塔布（taboo），即禁忌。 送人一份厚礼，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 一部分，但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全部拒绝过。许多渴望保留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 个问题。被人指出一个缺点是丢面子，因而不管有多少证据都要否认这些事实，以 保住面子。丢了一只网球，肯定是一个苦力捡到的。他气愤地否认这一点，走到丢 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他说：“你 ‘丢’的球在这里。”女佣把一位客人的铅笔刀藏在她主人房间里，人们不久就发 现这把铅笔刀在桌布下面，她就装模作样地把它拿出来。在这些例子里，面子是保 住了。仆人丢了一把银勺子，他知道要赔，或者从他工钱里扣，他就主动辞职不干， 并且故作清高地说：“那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没伤着 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知道钱要不回来了，但还是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训斥一顿， 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做。钱没要到，面子却保住了，以保障自己以后不会再像这次 一样要不回钱。一个仆人忽视或拒绝执行一些职责，一旦得知自己会被解雇，他就 重复以前的过错，然后再主动辞职，以保全他的面子。 保全面子却丢了性命，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但我们曾经听说 中国的一个知县，作为一种特殊照顾，被允许在砍头时身穿官服，以保全他的面子！

啊杜

第二章　省吃俭用 “省吃俭用”指的是持家的准则，特别用来处理收入与支出的关系。照我们的 理解，省吃俭用可以体现在这样三条途径：限制需求，避免浪费，用少投入多产出 的方式配置各种资源。不管哪条途径，中国人都是极度地俭省。 来中国旅行的人，所得到的第一印象中便有中国人的饮食极其俭省。巨大的人 口看上去只依靠很少的东西糊口，比如稻米、各种豆制品、小米、蔬菜和鱼类。这 些东西，再加上其他一点东西，构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主食。只有在节日或是其 他特殊场合，才会有一点儿肉吃。 人们已经注意到西方世界已经在设法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价格最低但营养丰富 的食品。人们也不无有趣地看到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在中国，普通年景里每 天两文钱就可以为一个成人提供足够的卫生食品。即使是饥馑三年，每天不足一文 半的定额，也足以让成干上万的人苟全性命。这表明了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烹 调技艺真是高超。尽管中国人的食物通常是简单而粗劣，在外国人看来还经常是淡 而无味，甚至是令人厌恶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对他们所拥 有的东西进行烹调和眼务方面，中国人的确是烹调艺术的大师。在这个问题上，柯 克先生把中国人仅仅放在法国人之下和英国人（他可能还算上了美国人）之上。这 些国家的人排列起来孰前孰后，我们无论如何不会像柯克先生那样肯定，但中国人 无疑要比别国人会烹调。如上所述，即使从生理科学的观点出发，中国人对主食的 选择显然是明智的。高超的烹调，简单的作料，丰富的花色品种，即使对中国烹调 最不注意的人，也全然知晓。 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实，虽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很容易证实。那就是， 中国的饭菜在烹调时极少浪费，样样都要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每 顿饭剩下的东西下顿都会重新端上桌来，哪怕这些残羹剩饭分文不值。要说明这个 普遍的事实，只要看一眼中国的猫或狗的生存条件。这些动物的“生存”真是不幸， 它们依赖人们的剩饭，始终是“苟延残喘”。新兴国家中人们的浪费真是臭名昭著， 我们可以肯定，像美国这样生活富裕的国家，每天浪费掉的东西，足以使六千万亚 洲人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但是，我们愿意看一下这么多人被剩下的东西养肥，正 如许多中国人在“吃饱”之后，仆人或小孩就有份来分享剩饭剩菜！即使茶杯里剩 下的茶叶，也要重新倒回茶壶里去再煮一遍喝。 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充分的关注：人类很注意食品的卫生，西方人越 来越注意到这一点，但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进网的都是鱼，无论什么东西迟早都会 进网，几无幸免。在中国北方，马、骡、牛、驴到处都在干活，很多地方还用上了 骆驼。有些读者看到如下做法无疑会感到实在是节约得过分：动物死后一律吃掉， 不管是撞死、老死，还是病死。这已经司空见惯，常常没有人说啥，也没有人因为 动物可能死于常见于牛身上的胸膜炎等流行病而放弃这种习惯。得这种病的动物的 肉，不比得了其他病，人吃了也会生病。人们在廉价购买病畜肉的时候完全知道这 一点，但肉还是全部卖完，全部吃下去了。知道有害还去买，无疑是因为他们图便 宜，冒险为之。不过，应该说吃了病畜肉而生病的人毕竟是少数。死狗死猫也吃， 与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进入同样的消化吸收过程。我们曾经亲身经历几件村民 煮死狗吃的事例，这几只狗都是被人故意毒死的。其中有一次，有人想起去问一个 外国医生吃了会有什么危险，但因为狗已经“在锅里了”，这些最后侥幸没有中毒 而死的幸存者此时已经无法下狠心放弃这顿美味，结果这次放纵瞎吃却一点儿都没 啥。 与做饭有关的中国人节俭的例子是，他们极好地处理了燃料匮乏与制锅材料之 间的关系。燃料既少且贵，用的基本上只是些叶子、秆儿和庄稼的根，一烧就没了。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锅底要做得越薄越好，操作起来要非常小心。搜集所需燃料的 全过程，是中国人极度节俭的又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最小的孩子，别的干不了，至 少还能捡点柴禾。捡柴禾的大军，出现在秋季和冬季的田野上，在他们的竹耙那饥 饿的利齿之下，地上连一根杂草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往树林去打秋叶，好像打的 不是秋叶而是栗子，就连麦秆也极少能够来得及在秋风吹拂之下“风吹两边倒”， 就已经被拾柴心切的人们“争抢”一空了。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妇女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布料。她的衣服不像她的西方姐 妹那样，在花式和做工上考究费神，而是尽量事先计划节约时间、精力和布料。一 块再小的外国布料，中国妇女也不会嫌弃，她会使这块布料再次出现时如果不是以 美的形式，就是以物尽其用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整个“家政”女作家议会所无法想 象的。一个地方派不上用场，另一个地方一定能派上用场，一片小碎布条也足够用 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行善之士，把自己用不上的衣服施舍给穷人，希望这样的 接济千万不要造就出一些依赖他人的穷人。这真是弊大于利。但不管谁把类似的东 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所用的布料和式样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但我们完全有理 由相信这些衣物早晚会物尽其用，直到把最后的零料与其他布料搭配使用才算把它 用完。 中国人经常在纸上题字送朋友，但纸是松松地缝在一块丝绸底子上的。是缝而 不是贴，目的在于让朋友若另有选择时可以把题词拆下，这样就有一块可以派大用 场的丝绸了！ 中国人的节省，也反映在小商贩买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到不引起注意。 一个小商贩，比方说，可以确切地说出每种不同火柴的根数，并知道每盒能赚多少 钱。 中国人的每一页旧帐簿，都会用作窗户纸或者灯笼纸。 中国人厉行节约，甚至到了不惜节省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看不到其中的不合 理，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香便文①博士的《基督教与中国》一书中有一个很好 的例子。他本人被三个苦力抬着走了二十三英里路，花了五个小时。这三个人接着 又返回广州，去吃专为他们而留的早饭。早饭前走四十六英里，一半的路还抬人， 目的是省五分钱。 　　①译注：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美国北长老会教 士，岭南学堂第二任监督。1873年来广州传教。研究中国植物，在华南旅行时搜集 各种花草。著有《基督教与中国》（The Cross and the Dragon）和《岭南记》等 书。 还有一次，两个轿夫抬了三十五英里的轿子，又坐船回来，他们从早上六点起 就没吃东西，却不花三文钱吃两大碗饭。那条船搁浅了，他们直到次日下午二点钟 才到达广州。这样，这些人已经有二十七小时没吃东西，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抬 着香便文博士走了十五英里到广州——这十五英里自然还包括他行李的重量！ 中国人的节俭所带来的许多东西，西方人根本就不乐意看到，但我们却不能不 承认表现在这些东西之上的纯朴天性。这个帝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说来也怪） 北方，男孩、女孩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一丝不挂，四处转悠，像在伊甸园里一样。这 是为了让他们舒服一些，但基本动机是节省衣物。中国无以数计的独轮车都嘎吱作 响，因为缺少几滴可以使车子不响的润滑油。油从没上过，因为对被冠以“神经麻 木”的人来说，嘎吱声要比油便宜。 如果一个日本人要移民外国，他会在合同上特别注明每天需要多少加仑的热水， 以便按照传统洗澡。中国人也有浴室，但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走近过，甚至根本 就没见过。一个中国母亲的孩子满身尘土，她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扫土。见此情 景，一个好奇的外国妇女便问：“你每天给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愤愤不平 地说：“每天洗！他生出来就没洗过！”对于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说，即使肥皂商把 “比上还便宜”的广告口号贴到他窗口，他也不会有什么触动。 中国人毫无疑问会把一般外国人看做“肥皂浪费者”，这是意大利人对英国人 的称呼。中国人洗衣服对他们自己来说算是洗了，用的肥皂省得不能再省，但如果 同我们所说的洁净程度相比，就几乎不在讨论之列了。我们不禁认为这只是为了节 俭，因为许多中国人同我们一样也爱清洁，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的确是 整洁干净的典范。 正是因为节省的本性，一般不可能买到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原始”的半 成品，然后再自己精加工。自己加工总要比买现成的便宜，人人都这样想，什么现 成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已经说过节省材料的事情，比如普通房子光线都很暗，点一盏灯花不了多 少钱，但也要把这盏灯放在墙洞里，以便同时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这样的情况也 发生在中国的各类加工厂，比如各种编织制造厂、陶器制作厂、金属加工厂、象牙 雕刻厂等等。这样的工业，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更多地证明了中国人的节俭，而不 是表明他们的创造才能。本来可以有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方法来完成中国人的工作， 但好的方法就会使中国人原本在做的事情变得没味儿了。他们好像能够无中生有地 制造所有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产品的共有特点，无论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产品都是如 此。他们可以在一个小院子里建一个小规模的炼铁炉，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用一小 摞泥砖垒起一个炉灶，可以一直用下去，也挺好烧的，而且不花钱。 没有比完成重大任务时的安排，或者确切地说，缺乏安排，而能更好更典型地 说明中国人的节俭了。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谷物作为皇粮送到北京。从天津通 过北河①运到通州。一位“谷物交换”商人会吃惊地发现，所有需要机械来把这 些堆积如山的稻谷卸船、称量、搬运的工作，却只是用一批苦力，用形状如同截锥、 大小相同于一蒲式耳的箱子，以及一定数量的草席。仅此而已。草席铺在地上，谷 子倒上去复秤，装袋，运走，再把席子一收，这个帝国的谷物交易所又重新成为泥 岸了！ 　　①译注：北河，清代对直隶（今河北、北京、天津）境内的南北运河及永定、 大清、子牙、滹沦等河的总称。雍正八年（1730年）置“直隶河道总督”，驻天津， 掌防治北河，自乾隆十四年（1749年）后，“北河总督”例由“直隶总督”兼理。 对于一个美国烟草种植园来说，最大的支出便是为烘干烟叶而建的一个结构精 巧的长长的棚子。而中国人却不必为此花什么钱，棚子用茅草来搭，茅草旧了可以 作燃料，与新茅草同样好用。烟叶摘掉之后，肥壮的秆还站在地里，用草绳把烟叶 扎紧，挂在一根根的烟杆上，夜间连同绳子一起收起来，就好比晒在绳子上的衣服。 在简便和效果上，这个方法是无与伦比的。 每一个悉心观察的居住者，都可以加上这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的社会现实。但 是，你找不出更突出例子了：一个中国老年妇女，拖着痛苦而缓慢的步子蹒跚而行， 有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她是去一位亲戚家，那地方方便去祖坟，这样，可以节约 抬棺材的开支，因为距离缩短了！

啊杜

第三章　辛勤劳作 勤劳的定义是：对任何工作出于本性的勤勉——终关注工作。当今世界，勤劳 是最受称赞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大体上说，一个民族的勤劳由三维构成：长度、广度、厚度；或者说，其中有 两维表示范围的大小，另一维表示强度的强弱。长度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广 度是指辛勤劳作者的人数，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始终关注工作”中 所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要素的产物便是综合的结果。无疑，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 与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中国人出于本性的 勤勉真是广泛。刚到中国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会使他认为中国人正在社会生活 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①的名言，他认为一个成功教会的规律是：“完全投入， 永远投入”。游手好闲在中国极少见到。每个人都看来忙着什么。当然，也有相当 数量的富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过好日子，但他们的 生活也并非像外国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平庸。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 仍像受穷时那样关注他们的事业。 　　①译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 创始人之一。生于英国林肯郡。1720年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1725年受圣公会会吏 “圣职”。1726年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后取得牧师职。在牛津大学期 间，邀集同人组成“圣社”，以研讨《圣经》和社会、伦理问题。因标榜应循规蹈 矩地为人行事被称为循道派。后曾去北美殖民地传教，又回英国，在伦敦和布里斯 托尔等工商业大城市和工矿地区向劳苦大众甚至囚犯传教。后脱离国教，建立独立 的卫斯理宗教会。宣称能取得“内心的平安喜乐”即是幸福。曾著书反对美国独立 战争。死于伦敦。遗有《卫斯理日记》。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 辛勤劳作的。 西方人很难去同情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各种弊病不容忽视，但有一个特点 却始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勤奋才有回报。为有钱人出钱买学衡而开的后门，极 大地挫伤了考生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 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所有考场，看来都挤满 了，每一个职位的竞争者常常达上万。我们设想一下每次晋级考试中考生所倾注的 心力，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勤奋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经》中提到的 人物，他们勤学不辍的传统精神，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比如把书拴在 牛角上边耕地边看书，至今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模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 传统事例相类似。在很多情况下，一旦获得最低的学行便不再勤奋了，但中国人不 把这样的人看做学者，而是把在狭窄而又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坚韧不拔最终获得成功 的人看做学者。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事例：祖父、儿子、孙子在同 一场考试中竟争同样的学衔，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1889年春天，《京报》①上有几篇奏折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员 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应试者年过八十，有两个年过九十。他们通过了考试，文章 实属佳构，字也写得老成。他说，老年考生过去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考试，第 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样报告说，那里有十三位 八十多岁的应试者，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过了为时九天的严峻考验，文辞 准确完美，全无暮气”。令人称奇的报告来自安徽省，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八十多岁， 十八个九十多岁！此情此景，别的国家会有吗？ 　　①译注：《京报》，原为“邸报”，是中国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 本和政治情报。汉代的郡国、唐代的藩镇都在京师设邸（即办事处），用以“通奏 报、待朝宿”。其所抄发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文书以及有关的政治情报，称 为“邸报”。也称“邸抄”；并有“朝报”、“条报”、“杂报”等名称。大约始 于宋时，有人抄卖牟利，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通称“京报”。明 崇祯年间开始有活字版印本。清兵入关后一报房京报获准继续出版，以清末为盛， 已出七八页至十数页一小册，总发行数达一万余份。 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勤奋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农民的工作如同一个管家的工作，永远都干不完。北方 各省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隆冬季节之外，总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毫无 疑问，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很难超过的。 农民是这样，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长期勉于饥饱，生活永远是苦差使。 农民要殚精竭虑，细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虫子和毛毛虫，扛活的则要去找寻更 琐屑的活计，他要想尽办法弄点吃的养活自己，养活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外出的 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马车，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过就上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是 习惯。但不管你几点钟上路，都会有身材矮小的农民在路上拿着叉子，背着筐子， 四处巡视，寻找拾粪的机会。如果没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粪是件持久不变永远 也做不完的事情。 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河水结冰 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拉东西。同样， 有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 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 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看到她们在纺线，总不会闲着。 最不知疲倦的阶层便是商人及其伙计。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是挂闲职 领干薪，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中国店伙计的工作是永无尽头的。他放假 少，任务重，只有在忙得木头木脑的时候才能稍歇片刻。 中国的商店总是开门早，关门迟。双重记帐制度十分细致烦琐，帐房先生总是 忙到很晚，以记录销售和收入情况。实在没事可做，伙计们便会从营业款中挑钱币， 找出个稀罕的好卖钱。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个阶层最让人嫉妒，也 最让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骛。中国任何一级官员所处理公文的数量和种 类也是同样令人惊讶，他要对那些公文的成功处理负责，理论上实际上都是他负责。 不知我们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时间表之后作何感想。这张 表是一位显赫的中国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有一次询问中国一位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劳累和超负荷。他回答 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 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着兵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 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 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还被经常要求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 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极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毫不足怪，据说这个官员 在那次谈话之后六个月便去世了，死于工作过量和极度疲劳。这也断送了中国许多 官员的生涯，他们对政府都是极有价值的。 广度，我们已经说过，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辛勤劳作的时间。我们看到，中国 人这两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白天开始于天色微亮之时，常常刚过午夜便开始新 的一天。中国皇帝早朝时分，欧洲的每一个宫廷尚在睡梦之中。对西方人来说，这 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为 这个帝国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 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纺工人和磨面工人，听说都是干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 个十分荒谬的时分起床工作。离天亮还很早，旅行者就会碰到赶了许多英里路的农 民，站在黑暗之中等着天亮卖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就快结束了。假 如你在一个夏季的清早五点半漫步上海那条最主要道路之上，你会感到没有什么事 情会有更大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气派十 足的欧洲人，而亚洲人已经在街上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西方人 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轻松愉快地开始上班，此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 的活了。 德庇时爵士①对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所作的评论真是正确。他认为这是一 种标志，表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极其满足自己的条件。这种劳动品质是最突 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须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①译注：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一译为德俾士、迪孛士、 爹必时，1795—1890），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1816年随阿美士德勋爵使团来北京， 为汉文正使。后回东印度公司任职。1833年被派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第三商务监 督，不久升为第二h商务监督。1835年退职。1844年任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香港 总督兼总司令，1848年去职。著有《中国诗歌论》（1829），《中国人：中华帝国 及其居民概述》（两卷，1836）、《中国见闻录》（两卷，1841）、《交战时期及 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中国杂记》（1865）等书。还译过几部中国戏剧和 小说。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厚度，我们再谈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干起活来也像亚洲 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劳无益。对于我 们来说，他们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需要 《圣经》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尽管多年代的宗教与哲理的结合 影响了中国人，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 ①笔下的诸神，向来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①译注。荷马（Homer），古希腊诗人，著有《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 和《奥值赛》。 人们不禁会预想，如果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当这 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谁将会败北呢？ 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①正确的话。中国 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如果中国人能在自己的种种美德中找到一种平衡，无 疑就可以弥补他们显然缺乏的一些基本素质，尽管这些素质被列举为“常德”，却 时常缺乏。不管通过何种途径，只要诚实和信义恢复在中国人道德中的理论地位， 不久之后，中国人就会获得由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全部回报。 　　①译注：所罗门的这句箴言是：“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 语出《旧约·箴言》第十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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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恪守礼节 中国人的礼节，通常还有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值得考察—— 一方面是称赞，另一方面是批评。盎格鲁—撒克逊人，我们喜欢这样提醒自己，毫 无疑问具备的美德，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内刚和很小比例的外柔。因此，当我们来 到东方，发现在广袤的亚洲大陆的众多人口中，润滑人际交往中肯定会产生的磨擦 的艺术要远胜我们，我们心中便充满羡慕之情。这是一种一事不能的人对特别能干 的人油然而生的敬意。中国问题方面最为挑剔的批评家也被迫承认，中国人已经把 礼节的实践带到了一个完美境界。此种境界，在西方闻所未闻，在亲眼目睹之前简 直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 经典中保存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即三百条礼仪准则和三千条行为准则。 这样的重压之下，一个民族能繁衍生存，似乎是一种奢望。不过，我们很快发现， 中国人对待礼仪就像对待教育，使之成为一种本能而非刻意去学的东西。这个民族 的天才，把西方只在宫廷和外交上才使用的繁文缛节，变成了人们日常交际的一部 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 是因时因地的，就像节日的盛装每逢节日就得穿上，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可以准 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到了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该怎么做，那就像 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知道九乘以九是多少一样荒谬。 西方人难以欣赏中国人的礼节，是因为我们在心底里肯定这样的定义：礼节是 用友好的方式表达的友好。因此，在一种文明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认为个人的幸 福就是全体的幸福，但中国的礼节却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演示专门技术的仪式，像 所有的技术一样，虽然意义重大，却并非发自内心，而只是一个复杂整体的单个部 分。各种尊称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对西方人来说，即使不发疯，也会疑惑不解。这 只是因为这些表达方式时常让人想到尊卑关系，中国人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中国人还把这些表达方式当做一种润滑剂，用来调节人际交往。上有其下，下有其 上，上下有序，万事大吉。好比下棋，先走的称：“敝王贱卒走两步。”他的对手 回答：“敝王贱兵也同样走两步。”对手又说：“敝王贱士吃掉尊王高贵的兵，进 到九宫中卑贱的第三格。”整盘棋就是这样下。棋局并不因为用了这些形容词而受 到影响，但是正如一个人不懂装懂不能说出下一步棋而硬走，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 可笑一样，如果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规定步骤不知道给予礼节性答复，也会成为笑柄， 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形容词就是棋局本身，不知道形容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同时，中国人恪守礼节，会因为与中心城市距离的不同而产生直接的变化。在 中心城市，礼节是必不可少的。当一个人在农村，虽然农村也同样需要遵守礼节， 却并没有他作为城里人所熟悉的礼节周全。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国人并不知晓在恰当的时候做合 适的事情，但即使是最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相比之下，幼稚得像 怀抱中的婴儿，一般而言，除非这个外国人以前有长期的经验，心中又害怕自己做 错什么，暴露自己的浅薄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遵从中国礼节时不打自招的无能，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如此不加掩饰（不是不自然）地蔑视这些“蛮夷”——不知 “方圆“，甚至明白了礼貌用语之美，还傲慢地轻视礼节，顽固地无知下去。 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 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 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 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 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 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乡村也一样，主人 认为他有责任把你要住的那间糟糕的房间打扫打扫（象征性地），布置布置，而这 套程序一直推迟到你已经进了门才开始着手进行。你恳求他不要打扫了，但他不听， 全然不顾那些陈年灰尘迷了你的眼睛。或许《礼记》教导说客人房间要打扫，不管 客人是什么身分地位。①同样的方式也适合于各种宴会，在这些恐怖的场合（常 常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热情的主人会特别在你的碟子里堆满他认为你会喜欢的食 物，根本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吃得下去。他仿佛在说，你有很多地方不对， 而他肯定没有失礼。没有人会责备他没有在适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如果外国人 不懂这个游戏，那是他的事，不是主人的事。 　　①译注：《礼记·乡饮酒义》有云：“盥洗扬觯，所以致洁也。”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个中国新娘去访问一位外国妇女时，有意背朝着她，朝 着相反方向致礼，引起这位外国妇女的困惑和恼怒。事后询问一下，才知道新娘向 北行礼是因为皇帝在北方，却不管当时情况下这位外国妇女是在房间的南面。如果 这位外国妇女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边，新娘可不管，她至少可以表现出她是知道朝 哪个方向行礼的！ 中国的礼节经常体现在礼品的样子上。如上所述，这是给收礼人面子。接受赠 品有固定的形式。一个与中国人有不少来往的人总会收到一些点心盒，用红纸整洁 地包着，盛有不少他绝不可能吃的油腻糕点，但送礼的人不会拿回去，哪怕极不情 愿的收礼人（被逼无奈地）表示只好去转送给别的中国人。 中国的礼节并没有禁止人们对礼物吹毛求疵。经常会问及礼物的价钱是多少， 客人告辞时主人会说：“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破费了！” 有位外国人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其中糕点很多。宴席过程中，他发现有人端上 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两三块糕点，有人还不停地夸赞它们热气腾腾（好像都愿意 吃热的东西）。他们把这位外国人当做贵宾，首先把盘子递了给他，但他却谢绝了。 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这似乎给这次婚礼投下了阴影，这个碟子也没有再传给 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风俗习惯，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凑个份子。客人坐在酒 席宴上就要收钱，但这有悻于中国人的观念，因为不能直接要钱，所以就以送糕点 为形式。除了这位不知内情的外国人之外，谁都懂这个规矩。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 不便再当场拿钱出来。后来，他又一次参加这家的婚礼，却有趣地听到主人在领教 了上次的经历之后，用比西方人还坦率的方式对在场客人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 请把钱放在这里！” 在贬低了中国人注重的繁文得节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交往方面学习不少 东西，学习他们的一整套规则。我们很有必要保持真诚，而不要坚持我们的莽撞， 把西方人的顽强独立与东方人的彬彬有礼结合起来，将会更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并不这样看。我的一个熟人在巴黎住了很多年之后回到伦敦， 但他不知不觉接受了巴黎的风俗习惯，回伦敦后还向遇见的每位朋友脱帽鞠躬。有 一次，一位朋友无情地回敬他说：“看看这里，老家伙，没有法国猴子在杂耍！” 一个人如能集东西方的优点于一身，那他一定幸福，可以安全地行走在狭窄而布满 荆棘的中庸之道上。

啊杜

第五章　漠视时间 如今的发达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使得一 个做事的人上班时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分量和种类，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 肯定要用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完成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 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架斗殴便无所事事的时代有 什么习惯，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 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 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 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 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 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 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 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 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 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与经纬度有不少关系，但“午夜”与“正午”却是一样含 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 为打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关 于我们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此一无所知。也有少数几个中国 人拥有手表，却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 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 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①的 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 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 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②的时代已经过去， 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①译注：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71—1845），英国国教牧师， 《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 ②译注：玛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人物，生活在大洪水之前，人 都很长寿，他本人活到九百六十九岁。见《旧约·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至三十 一节。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 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①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 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 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 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 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 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 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 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 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①译注：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 人，曾被封为“桂冠诗人”。长诗《小溪》作于1855年，共二百多行，以农村为背 景，记述一段失恋故事。故事中有十几节描写溪水的歌谣体小诗穿插其间。作品中 有一个爱说闲话的老农菲利浦，是农庄上的佃户。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学时，他一去就 是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有一两次间断。吃点东西。学生和先生都只知道 这样。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 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言本身， 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 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 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 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 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 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的紧张程 度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 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 而从很远的石灰坑里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 以干三个人的活，但这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事 情经常是这样的：尽管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 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 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一下工具，对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大事情。不过，如果是 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 里”，是句恰当不过的适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 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里，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 么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 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像格利佛①，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 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 样地消失在烟雾里，因为他不幸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 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桩桩件件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 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 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 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太有失中的船长，曾 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①译注；格利佛（Gulliver），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著名寓言小说《格利佛 游记》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没有道理。 有人明智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 在任何情况下，很难培养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 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几天时间，因为邮递人员的 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中国电报总局①的管理，与它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只不过 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①译注：中国电报总局，1884年成立于上海，官督商办性质，前身为津沪电 报总局。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 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 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 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 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 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 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 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 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 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①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 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 “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 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 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①译注：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一1888），英国伦敦会传教 医师，来华后在汉口传教施医。1878年调往天津。他曾经成功地为李鸿章治病，18 88年他死后，李鸿章捐款在天津建立“马大夫医院”。

啊杜

第六章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刚来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长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总 是穿蓝色的。国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各自头上的辫子 也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不需要太多经历，即使是最没 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 毫无生气的雷同，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管两个地方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会 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清楚的有趣差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 言。许多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写出的字一样，但各地的人讲出的 话却大有不同。我们也经常受到提醒说，各地的风俗也有这种差异，用现时中国人 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样的事实，可见于时时处处。在西 方，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舒适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却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 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 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 人去问—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 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 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 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 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 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 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 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 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 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 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 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 （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 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 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 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这样混乱。斗，也是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不同。利用这种 混乱在谷物交收时校征暴敛，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发一场政 治动乱。“世界上都是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到了中国就远远不是 这样，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变换都不仅 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盐的专卖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 度量标准，比如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拿到十二两盐。但是， 这样做是公开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无所谓欺骗了。如果有人 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也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买盐卖盐的“老习惯”。土地的丈 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有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大小。那些碰 巧住在两个地方的边界上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或棉花的 价钱，那是很危险的。同样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 样一个致命的事实。说明距离远近的词也普遍不一致，这一点，任何一个到中国旅 行的人都会有机会尝试的。在陆地旅行时，如果按里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 这个里有没有长出来！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我们要否定的是这 种算法的不精确、不一致。我们知道有这样一种经历十分普遍：一走上这个帝国的 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乡村小路就是一百里， 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绝对 距离，而是依据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离山顶“九十里”，实际还不到一半， 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另外 有个特别的事实，出在直线的丈量上。也就是说，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 距离。引证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间彼此相等”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句 话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 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 管你去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计算结果，每次都是这佯。① 　　①原注：行文至此，我们在贝德禄先生的《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中找到了 相同见解，现引述于此，以肯定上述观点： 比如，两地的距离要看从哪头出发，我们听了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分 别询问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这样，从A到B一致同意是一里，从B到A却一致同意 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当地人这样解释：运对取决于每里多少钱，很明显，苦力背 东西上山应该多付点钱，这样一来，如果按照道路的陡峭程度来计算工钱，就很麻 烦。而把难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长一些，对双方来说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这样， 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认可这个距离。但是，我抗议说：“用这个方法，下雨天和 晚上都要加长路程了。”“一点不错，是要加点儿钱。”这个办法当地人是方便了， 但旅行者却一直恼火。还有这样算距离的：平地上，规定的一里算两里，一般山路 一里算五里，陡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云南人作为善良的山里人，常常缩短平地上 的距离，因为那里平地太少，几乎没有。因此，旅行者不必为此伤神，尽可以把那 儿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过长江三峡》一书中提到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是九十里，逆流 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计三点六二里为规定的一里，或者说，“百五十里等于一 个纬度。译注：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1890），美国领事官，1 866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876年随格维讷赴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1877年任驻重 庆代理领事、1880—1881年任使馆汉务参赞。1885—1886年四任驻朝鲜总领事，后 任英国驻人莫政治代表，死于八莫。他在重庆时。曾经两次赴川西旅行，并将旅行 见闻写成《华西旅行考查记）一文，1882年发表在英国王家地理学会的刊物上。 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英国人。 1859年来华经商， 1860年赴苏州访问李秀成。曾搭乘第一艘赴重庆的外轮，到重庆后又到川边及云南 等地活动。著有《通过长江三峡：在华西经商和旅行》（1888）、《峨眉山及峨眉 山那边——藏边旅行记》（1901）、《远东》（1905）及（穿过云南》（1910）、 《旅华五十年拾遗》（1910）等书，上述最后两本是他在后由其妻立德夫人编订出 版的。 另外一种知识上的现象与此相似，在中国，“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也不正确。 在河上航行更是这样，问一下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这个四十是 由两个十八构成的。令人哑口无言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同样， “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 差没有按规定时间跑到，他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 上司命人重新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是八十三，从此就按八十三里来算了。 坐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至六里不等的几个小村庄，却都叫“三里村”。人们经 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路，如果路两旁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里人还 言之凿凿地说就是五里。 这样，你就不必奇怪连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据每位顾 客的愿望来刻点（称为“星”）。他的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种用于买进， 一种用于卖出。一杆做好的秤，如果是旧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一直 在变，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刻定。 算年龄也体现这一普遍事实，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毫不相干的属相， 却能表明一个人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但他 去年刚刚七十岁。事实上，一个人在中国刚过七十，就算八十岁了。如果想知道得 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确切， 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春节之后的年龄——春节成了全体中国人的生日。用 “十”来算年龄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岁”、“没几十 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同样的模 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极限数字。中国人不关心 更为精确的表达方法。 有个熟人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戏，后来他又补充说。“是 一百七十三吊，不过与二百吊也差不离，对不对？” 一位绅士及其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几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副 漂亮的卷轴，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健在的母亲，而这两位母亲恰好同 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一边还用小字 写了一段说明，说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寿”。第二副卷轴也是类似 的花哨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享有“六十荣光”。对这两幅卷轴 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代母亲受赠的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主要送礼者，明知道两 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个写六十。完全个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 轴都同样写上“七十”，会显得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 中国人重视祖籍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是致命的。 一个询问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乡村里，但通过他的叙述明显感 到他住在城郊。问了他，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乡村了，进一步交谈之 后，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广你就没想到过如今你已然住在城 里了吗？”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不住在那里，但老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个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古庙，骄傲地声称：“这 是我造的。”仔细追究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皇帝在位之时， 那时的“我”还在混沌世界。 学习汉语的学生，一开始就碰到的障碍，就是要从许多相似的表达方式中，找 到能够表明身分的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整个思考系统建立在一系列的假 设之上，这些假设与我们所习惯的假设不同。对于西方人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 道详情这样一种渴望，中国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 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数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解 的谜。这个数字是“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 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中国人使用数字方面的特点是缺乏精确。这一点，也同样明显地出现在文字的 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廉价书。有时，所误用的字要 远比本来应该用的字复杂，这表明这种错误并非由于想省点力气才造成的，而是由 于人们不够重视日常的精确性。同样的不仔细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常用字的使用上， 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与之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一来可以归咎于不识字不多， 二来也同样可以归咎于仔细。 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谓上最明显。一封普通的中国家书总是这样醒目地写着： “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总不提及“大人”的名讳。 我们从观察中发现，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个人的名字却不讲求确切， 这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经常可以看到，名字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又是那个。有 人告诉我们，你叫他哪个名字，他都会答应。最弄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有几个不同的 名字：他的姓、他的号，还有一个名字真是令人奇怪，只用于科举考试。因此，外 国人把一个中国当做两三个也就很平常了。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种 完全不同的形式，没有哪一个被认为是更“正确”一些。如果其中一个名称是误用， 那就轮换着用；或者一个用于官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当做形容词， 与原名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化学分子式的学习，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 密的准确性的。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失去许多数字，比如把“一二十个结晶体” 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或者把诸如此类的错误，结果导致了始料不及的祸端。 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经学过一样——不仅 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好，因为他们的巨大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要说，目 前这个民族的各个个人完全不具备精确这个素质，并且不懂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个 说法正确的话，下面两点也应该是有道理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 必须多留一些余地、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有的不精确，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 第二，我们还需留一些余地，以应付中国以“人口调查”为名而抬高的种种身价。 整体不大于各部分之和，但中国的计算方法正相反。当我们仔细考虑中国人“人口 调查”的方方面面时，我们随时都可以说，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 “法律了不起的不确定性”之后这样评论美国最高法院：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 猜测”。

啊杜

第七章　天性误解 误解的天性，是中国人显著的天赋，外国人只要学会很少的汉语，少到足以用 来承载思想，他就会发现这一点。别人听不懂他的中国话，这使他痛苦而惊讶。于 是，他更勤奋地学习汉语，几年之后，有信心出去接触公众，或者同某个人讨论多 种不同的话题。如果他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这个人从未遇见过外国人， 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有机会重新尝到他当初第一次开口用中国话与人交谈时的痛 苦。对方显然没有听懂，并且显然并不打算听懂。看得出，他根本不注意你说的话， 也根本没有顺着你的思路，只是打断你说：“你讲的话、我们听不懂。”他的微笑 带着优越感，似乎在注视一个聋哑人试图清晰地说话，他又似乎在说：“谁认为你 的话会有人听得懂？你不是生下来就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 忍受这种无能吧，不要再来烦我们，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面对这种情况，你不 可能永远心平气和，忍不住会发火：“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他口答说：“是的， 我听不懂！” 对中国人误解能力的另一层经历是，尽管每个单词都听懂了。但由于忽视了细 节。这样，即使他没有完全失去你所表达的意思，但却领会得不够明确了。“在中 国的外国人”需要准备大量词语，用来表达很多意思，比如：“在这种条件之下”、 “有条件的”、“出于这种理解”，等等，等等。的确，中国人既没有这些短语， 也不需要这些短语，但外国人不是这样。时态标志也是这样。中国人不在乎这些， 但外国人却不得不当一回事。 在中国，人们关心的一切事情中，最需要避免误解的事情便是钱。如果外国人 付钱买东西（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常常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将来完成时态 就是一种“军需物资”。“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但汉语里没有将来完成 时，也没有别的什么时态。中国人简单地说。“干活，拿钱。”他心目中的主要观 念是挣钱，根本没有“时间关联”这个概念。因此，他一旦要给外国人干点什么， 他希望马上拿钱，以便“吃饭”，仿佛假如不是偶然碰上这个外国人的活，他就没 饭吃了！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在中国，为了避免在钱上产生误解，是需要付出代价 的。谁拿钱谁不拿钱，何时拿钱，多少钱，是银锭还是铜钱，银锭的成色和重量， 多少铜钱算一吊——诸如此类的要素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过于确切固定的理解。如 果要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立合同，要他们做些事情，布置几件家具，那么， 事先把具体要求精确地解释清楚，才是妥当的。 与人赌气却害了自己，这样的事情中国太多，人们已经不去注意了。船夫或者 车夫要把他的外国主顾送去目的地，但有时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这种情况下，一 个中国车夫的固执同他的骡子差不多，它跑到路边一个泥巴很多的地方，躺在那里， 非要洗个泥土澡不可。车夫拼命拿鞭子抽它，它也不起来，对于鞭抽就好像苍蝇给 自己挠痒痒一样，根本不理不睬。此情此景，不一而足，使我们时常想起德·昆西 ①那句过于绝对的尖刻评论，认为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固执”。中国人并不 是像骡子一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脾气，而同样不听话的车夫，一路上公然反抗， 尽管特别警告过他再不听话就不给他酒钱，但到达目的地，他又会拜倒在地上老半 天，恳求他在路上蔑视的那个恩惠——酒钱。因此，旅行者同车夫或船夫等人立个 字据，是应有的谨慎之举。千万不要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 　　①译注；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散文家和批评 家。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会是 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 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 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 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 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 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学会了两种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 格鲁一撒克逊人真诚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同样公正。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 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可以利用，他们每隔七天就停止一次军事活动，全然不顾战 事紧张，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提图斯①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进 攻，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则有利于中国人。 　　①译注：提图斯（Titus，公元39—81），罗马帝国皇帝，78—81年在位。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对外交往仍在中国人误解天性的长期发挥之中。 1860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 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 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 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 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 有了一个支点，藉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 “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 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一百次这样的情 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 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钱。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鱼儿那样 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 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笨牛手拿一把锄 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弄得寸草不生，还说这样才太平。他没有“理解”你。 派一个厨师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叫他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他没有买 回来鱼，却买来三只大鹅，还说是你让买的。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送信人在 收发室关门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 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了。他不“理解”你。 不幸的外国人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来充分说 明。他去一家中国的银行，老板他认识，银行附近前不久刚发生一场毁灭性火灾。 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 上一脸尴尬，然后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 人才明白，自己错在暗示火势太逼近，银行会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庆 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 一头小骆驼。他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 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有趣的。”过了好一会儿，同 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经过了慢慢酝酿，这个车夫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 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必死无疑！” 我有一次出席一次中国的礼拜仪式，布道者讲的是乃缦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 亚兰元帅到达以利沙①的门口，重现乃馒的随从为他叫门的情形。这位布道者竭 力使这个画面尽可能生动形象，便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戏剧性地叫了起来：“看门 的，开门，亚兰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像一粒子弹一样 穿了出去，后来才明白这个人产生了误解。他是教堂的看门人，没有注意听前面的 内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便用令人赞叹的速度去给乃馒开门！ 　　①译注：乃缦（Naaman）、以利沙（Elisha），两人均为《圣经》人物，见 《旧约·列王纪》。 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听众对他的理解也同样错误。他希望听众有一个深刻 印象，便用一架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好比 埃及鳄鱼似地横卧在帆布上时，有一位听众敬畏而小声地说出了他刚刚获得的新发 现：“看，这就是外国大虱了！”

啊杜

第八章　拐弯抹角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引以为荣的思维习惯之一，是我们直接思考事物的实质， 一旦想到本质是什么，就心口如一地说出来。在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场合，无疑要对 自己的这个习惯作一些大的改动。但是，直来直去的本性支配着我们民族的每一个 人，这一点大体如此，尽管各种特殊情况下有不少修正。然而，用不着与亚洲民族 接触很长时间，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截然不同——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 极。我们不看重那些冗余的尊称，但亚洲有不少语言里的尊称在不同程度上比汉语 更为详尽细致。我们不强调去使用迂回曲折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完全简单的意 思，但中国人不这样。于是，汉语里有不少说法都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人的死亡，其 中没有一个词语是粗鲁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苦力，都要使用这些委婉语， 只是究竟用哪个委婉语，倒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们只是一般而言，不谈语言的 准确性。如果人人同意“直截了当”，人人都明白别人也在这样做，那么，问题就 不是准确性，而是方法了。 一个外国人无需大多亲身经历，就会得出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 不可能明白他的意思的。不管一个人汉语口语讲得多么流利——甚至他也许能理解 所有的短语，甚至还可能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他同样还是不能准确地 明白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自然是说话人没有说出心中的意思，只说了一些多少 有点类似的事情，他希望对方能从中明向他的意思，或者他的一部分意思。 在对汉语有了完备的知识之后，非凡的推论能力就成了能与中国人成功地打交 道的基本条件，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多强，他也会时常误入歧途，因 为他的这些能力总是捉襟见肘。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普遍现象，我们先来 谈谈我们最早接触的人，他们并非不重要，对我们来说却是全民族的代表——这些 人就是我们的仆人。一天上午，男仆带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老面孔，只是来说他的 “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看望。从他的请求中，我们或许可以 认为这个男仆根本没有阿姨，也可以认为她并没有生病，还可以认为他根本不打算 去看她。婉转地说：这个男仆很可能与厨师有了一些误会，而厨师的威信又恰恰比 他高一些，因此，这个男仆只好远走高飞，拐弯抹角地暗示了自己承认甘拜下风。 一个人帮了你的忙，而你又不可能立刻付钱报答，事后你再送去，他会有礼貌 地坚辞不受。他会说，为了这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而要了你任何东西，会有损“五常” ①，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那是错看了他，硬要他接受那你就贬低了他。这些话是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么一点钱与他对你抱的希望相去甚远，像奥列佛·特维斯 特②，“想要更多”。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种暗示，想让你现在或 将来尽你的能力，给他更想要的什么，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他宁愿把这件事情放一 放，留待以后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时再说。 　　①译注：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②译注：奥列佛·特维斯特（Oliver Twist），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 斯·狄更斯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该书一译为《雾都孤儿》。 中国人谈及自己利益时都那么谨慎，谈及别人，尤其是可能会带来麻烦，会得 罪人，就更加小心了。中国人虽然喜欢闲聊，但他们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哪些场合不 宜说话过多。遇到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 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周围不露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 们待人接物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非他们明显看出这样做有好处，而且不冒 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会保持高深莫测的 沉默。 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下决心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最有 趣的事情。即使是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平直无误地表达，却离题甚远。更加经常发 生的，是间接的暗示，转弯抹角地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言说，也不可言说。传信人紧 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埋伏着间谍。他把声音压低到神秘耳语状态，竖起三个手指头， 暗示他没说出但用手势做出的人是家里的老三。他含混地开了个头，议论几句，表 明事情很重要，但快说到紧要之处时，却突然停下，没有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意 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对不对？”在这整个过程中， 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懂。毫不奇怪，这时，你的这位“报信 人”（这个叫法不对，他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他 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地隐瞒起 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 令人吃惊而又徒劳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之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 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反复向 她强调，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我们了解到一 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 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他猜对了！①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 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于是，邻居 发现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人 儿。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信！ 　　①译注：古有明训：临丧不乐。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经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于是，一 本书的五卷便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康熙字典》的 四十多卷，不是照着我们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 顺序来排列的①。考试时，考生所在的一个个小密室，也是用《千字文》中上干 个字来作标记的，这些字没有重复。 　　①译注：《康熙字典》按二百十四个部首，按笔画多少分为子、丑、寅、卯 等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归有若干数量的部首。 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拐弯抹角的称呼。 这样的妇女实际没有名字，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叫她“某 某他妈”。于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小黑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 未听说过谁家里有“小黑”，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儿童的话， 事情就会尴尬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小黑他婶”，或者其他曲里拐弯的 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意思是指那个管家 外之事的人；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不能暗示一些有关的词语，经常 在称呼自己丈夫时就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先生”。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 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代替——“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一位受人尊敬的中国将军，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向沼泽地里的一些青蛙鞠躬，希 望他的士兵理解：这些爬虫的英勇是令人敬仰的。对一个普通的西方人来说，这位 将军对部队所要求的是：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同那些与中国人共命运的外国人 所需要的推理能力相比，这种推理能力还不够大。有一年临近春节，在这每年一度 的还债季节，我的一位熟人在碰到我之后，做了一些看来意味深长的手势。他用手 指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一言不发。尽管我惭愧地说不懂他的 意思，但这种不理解当然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别人从他的手势中不难看出他想借 点钱，还不想让人知道，只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赌”这个词 语是指四种最常见的恶习，如今还得加上吸鸦片，人们说话时会伸出一个手掌—— “五毒俱全”，意思是他沾染了所有的那些恶习。 中国人复杂的礼仪规定，常常让人很容易就不经意地冒犯了他人，这是中国人 拐弯抹角的又一例证，不过，这些拐弯抹角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十分荒谬的。比如 信纸的折法，稍有不慎，就会被当做故意冒犯。有的汉字要比其他汉字高一格，写 在顶上，如果忽略提格这一点，所造成的不敬要超过在英语中没有用大写字母拼写 人的姓名。在社交场合上，如果没有讲应该讲的话（个别不能讲话的场合例外）， 如同没有到合适地点迎接客人，或者没有按不同的客人送出相当距离一样，都是失 礼的。许多简单动作中只要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细节，就可能隐含着一丝侮辱，中 国人会立刻发现，但那个可怜而又无知的外国人，尽管无数次地成为这种侮辱的牺 牲品，却浑然不知自己从未得到特殊礼遇！中国人愤怒时，常常恶语相向，但那些 具有文学天赋的人，会用文雅的暗语来快意地表达恶毒的咒骂，而其中的真正含义 则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明白，好比一颗包着糖衣的苦药，吞下之后才会让人感到恶心。 于是，短语“东西”原意为一件物品，用来叫人则是辱骂。但这个意思也可以拐弯 抹角地表达，说一个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一样东西”。 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能用故意压低声音当场虚构出牵强的借口，这 种非凡的创造力会使人人吃惊的。只有外国人才会把当场捏造借口当回事，他们没 有想到这种即兴创作是一种保全面子的适当方法。而即使是最认真的外国人也不强 求自己有能力上天、下海、入地，对之穷追不舍。对他们来说，省事地弄清真相也 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那些最无知的中国人也能坚定地保证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挡箭牌，充分保证自己能够脱身而逃。他 “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如同上帝之爱，掩盖了许多罪孽。 关于我们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可以比每天发行的《京报》展示更多的充分的例 证了。有一种习惯，不知从何而来，用古话来说就是“指鹿为马”，而且更厉害， 更广泛。甚至就在中国，“事情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没有比透过《京报》 这个精彩的镜头看得更真切的了。尽管它是个半透明的镜头，但它摄入的关于中国 政府实质的光线，要超过其他所有窗口的总和。中国人对任何事情总是不讲真情而 讲其他，如果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么，从一个人的言语去猜测他的真实意思，便 是最需要技巧的事情。中国官方生活是最完美的例证，其中拘泥形式和矫揉造作这 两点，都是无出其右的。《京报》“头条新闻”栏目充斥着年迈官员满身病痛的描 写，说他们都渴望从官位上退下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紧急请求受到拒 绝，反而要他回到岗位上，又是什么意思？那份煞有介事的长篇奏折真正暗示的是 什么？一位被指控犯有重罪的高官被确认——如同每一份奏折上印着——无罪，而 是犯了其他不那么严重的错，这难道意味着奏折的作者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还是 那位高官真的干了那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 正如他人坚决奉劝我们一样，每一位仔细阅读《京报》的人，在阅读每一份文 件时，要去逼近文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情况，以便更多地了解中国，这要胜过去阅 读关于这个帝国的所有已经写下的著作。但是，倘若将来任何一个“蛮夷”对中国 人的理解达到了我刚才暗示的程度，我们就只能听其言猜其意，好像他真是个中国 人，难道我们那时就没有理由去担心自己会不知所措？

啊杜

第九章　柔顺固执 我们对中国人的最初的知识，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关于中国人特点的 最早的老师，而他们教给我们的课我们总是难以忘怀。这一点，他们自己没有意识 到，而我们却常常不满意。但是，当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面广泛一些之后，我们发 现，与仆人这个狭窄范围交往中不知不觉得出的结论，被后来的广泛的了解惊人地 证实了，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整个民族的缩影。本章将要谈及的 中国人的一个特定气质，尽管自我矛盾的标题不能把它令人满意地描述出来，但 “柔顺固执”这个措词却是最为恰当的，不用费多少笔墨就可以令人明白。 外国人家中所雇的所有仆人，唯有厨师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当他的新的女主人 告诉他，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干，不要用其他方法干时，他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他 对家里的规矩都诚恳地表示赞同，即使不能说已经赢得信任，也给人留下了不少好 感。比如，特别警告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习惯，面还没发好就做成面 包放进烘箱去烤，女主人感到这是一个要坚持的小事。前任厨师正是在这件小事上 与女主人闹翻的。后任厨师对此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说自己不管可能有多少其他 缺点，犟头倔脑却不是他的脾气。告诉他，狗、闲杂人等、吸烟都不准在厨房，他 对此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会抽烟；他自己也可算个生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几 个朋友，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的人。经过这番叮嘱之后，他开始上任了。 几天之后，发现他在发不好面这一点上，与前一个厨师简直是“亲兄弟”，还有数 不清的人进出厨房，许多人还带着狗，家里永远不会少的东西就是浓重的烟味。厨 师坦率地承认烤面包的确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但肯定不是没有揉好，他是很 会揉面的。厨房里看到的陌生人，肯定是那个苦力的“哥儿们”，但他们都没有狗， 而且他们都已经一去不回了——尽管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没有一个仆人抽过烟，烟 味是从隔墙那家吹过来的，那家的仆人都是大烟鬼。这个厨师简直就是讲道理的化 身，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的，他也就不知道如何改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苦力身上。叫他去割草，明明给了他一把外国镰刀、 锃亮而锋利，他带着满意的笑容接过这把镰刀，但就在这天，后来看到他还是用一 把在四英寸长的旧铁片上装着短柄的中国割草刀。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 洗衣工一台外国洗衣机，省时省力省肥皂。最重要的是不伤衣物。又给他一台获得 专利的绞干机，省力而不伤纤维。结果洗衣机和绞干机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废物”， 洗衣工还是一如既往地搓衣服、拧衣服，直至破烂。要实行这种改革，就必须以时 时叮咛为代价。 叫园丁用砖坯修一道残破的墙壁，砖坯手头就有，但他认为还是用小树枝埋进 墙头一英尺深做顶盖为好，于是就这样干了。如果质问他，他会解释他的办法的优 越性。雇一个信客送一封重要邮件去一个需要几天路程的地方，晚上给他邮件，让 他第二天一早出发。第二天下午，有人却看到他在附近一条胡同里，把他叫来问问， 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休息一天时间洗洗他的袜子！按天数雇来的马车夫也会给你 同样的感受。告诉他按特定的路线走，同其他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一样，而 他却按完全不同的路在走，因为他从过路的陌生人那儿听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 苦力、园丁、马车夫——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只相信他们自己。 任何有外国诊所和医院的地方，都会看到许多层出不穷的事例，来证明我们的 主题。病人在经过仔细检查，开好处方之后拿到了规定剂量的药品，三番五次告诫 他服药的方法和时间，不能出错。怕出错，他又回来一二次问问清楚，但回家之后 还是一次服下两天的药，因为他认为痊愈程度取决于服药剂量。一再仔细地警告他 们不能揭开外敷的药膏，也无法阻止他们很快就揭开看看，因为病人不想变成“乌 龟”，在皮肤上长一层硬壳。 有一件事情令人很不愉快，但观察一下可以丰富我们的例证：在一家诊所里， 一个最无知的助手的看法，对一般病人来说似乎也同负责的医生的看法具有同等价 值，尽管前者可能不识字，也不懂药名和病症，而后者却点缀着所有的医学头衔， 以及大量的临床经验。然而，一个门房或苦力的暗示，就足以使病人完全无视医生 的指导，去采取一些愚蠢而且可能因此而致命的办法。 这样，我们讲了不少与外国人有关的固执的例子，最先引起我们的注意，与我 们的实际利益也最为息息相关。但是，我们越是深入观察足以表明中国人真实素质 的人际关系，我们越是可以看到，那句富有表现力的中国话“表里不一”所描绘的 情景，发现此言真是毫无例外。中国仆人对中国主人是顺从的，如同他们对外国主 人，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因此，他们的主人也就一 刻也不能指望他的命令会得到照办。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唯命是从，由于他们没有这 样，他就会对某些雇员常常抱有敌意。我的一位朋友有许多仆人，既极端忠诚又极 端顽固，——于是他们既不可缺少又令人讨厌——这位朋友在谈到一位特别的“男 仆”时说，他面临一个矛盾的选择：究竟是杀了他，还是给他涨工钱！此话恰如其 分地表达了一个主人所处的两难境地。中国主人完全知道自己的命令会这样或那样 地被忽视，对于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会事先想好办法，好比有人为了还债而存 点钱，也好比为减少机械磨擦而预留一些空隙。 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甚至 包括最高层。有好几种原因都可以使人违反命令，比如个人懈怠、朋友情面，最重 要的便是金钱的魔力。一位知县住的地方水很咸，就叫他的仆人用水车去几英里外 的河里打水。仆人完全没有这样做，只到一个他知道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给这个官 员，省却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各方面又都完全满意。即使这位知县确实明白他的命 令没有执行，但只要水是好的，他可能也就不说什么了。在中国，“逮住耗子，就 是好猫”，成功是最要紧的。害怕得罪别人，还有中国人胆小怕事的本能，会阻止 他们去报告发现的不服从行为，尽管可能有五百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一个典型的中 国仆人，如果让他把蓄水池里的水倒进容器以备后用，却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 里！这样，他外表上是俯首听命了，实际结果却正相反。芮尼医生①提到一个厦 门的官员，把一张皇榜剪成前后两半，又把后半部分贴在前面，前半部分贴在后面， 这样次序一颠倒，就不容易读懂了。这种诡计在涉外事务中十分普通，中国官员很 少想让外国人高兴的。 　　①译注：芮尼（David Field Rennie，？一1868），英国人，1860年随英国 侵略军进北京，1861年北京英国公使馆建立，任使馆医师，著有《英国军队在华北 和日本》，（1860）、《驻华英使馆设馆第一年间的北京和北京人）（两卷，1865） 等书。 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某位官员判处一个罪犯戴两 个月沉重的木枷，只有夜里才能取下不戴。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明智地花点 钱，官员的命令就仅仅是这样执行了：只有这位官吏进出衙门的时候，才让这个罪 犯戴上木枷装装样子，其余的时间，他都得以解除这个讨厌的负担。官员难道不知 道贿赂打败了判决，难道不会突然杀个回马枪，抓到不执行命令的证据吗？不会。 官员也是中国人，知道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儿。他心里知道这一 点，已经把刑期翻倍了。在外国人的持续观察之下，这个实例反映了各部门官员关 系的错综复杂。上级官员命令下级官员要注意采取某个措施，下级官员则尊敬地回 答说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而在实际上，却是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在许多情况下， 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如果有一个部门发出了持续的压力，命令又紧急，那么， 下级官员会把压力转移给再下一级的官员，再加上一些责骂，直到这种压力全都耗 尽。此后，一切事情都还是老样子。这就是“改良”，规模常常很大，比如一次又 一次地下令限制鸦片的销售与种植，其结果却是众所周知。 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民族，而我们用“柔顺”这样的形容词来刻 画中国人的“顽固”，在他们看来，无疑显得特别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复这 样的信念：中国人远非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还远远比不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我 们称之为“柔顺”，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的性格中，还含着一种盎格鲁 一撒克逊人向来缺乏的屈从的能力。 中国人会不失风度地接受责备，这一点极好地说明中国人的“柔顺”天赋。这 种天赋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中，是一门久已失传的艺术，或者确切地说，这种艺 术从未发掘过。但是，中国人在你向他指出缺点时，会十分耐心、认真乃至真诚， 还高兴地赞同补充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还会感谢你友善地对待他这个 卑贱的人，并允诺，你所特别指出的那些缺点，会立刻、彻底、永远地改掉。这些 好听的允诺，你十分熟悉，可它们会变成“镜花水月”。但是，尽管这些允诺在本 质上是空虚的，却不可能不使你暂时息怒，如果注意一下，这就是他们的允诺所要 达到的目的。 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妥帖的比较了。竹子是优雅的，到处都用得着， 容易弯曲，内又空洞。东风一吹，它倒向西；西风一吹，它倒向东；没有风吹，它 就不倒。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都是容易打结的，只有竹子很难打结，尽 管它容易弯曲。世上最柔顺的莫过于人的头发，可以适当地拉长，但一松手，它就 缩了回去。单凭本身的重量，它可以向任何方向倒卧。不过，许多人头上都有一种 头发，有固定的长法，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一般无法改变。这种长法俗称“牛舐”。 由于这片头发无法控制，因此不管其他还有多少头发，疏理时还得要依照它的方向。 如果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可以看做一个脑袋，而各个民族是头发，那么，中国人就 是那片令人尊敬的“牛舐”，可以梳理、修剪，还可以剃掉，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 肯定还是老样子，大的方向不可能改变。

啊杜

第十章　心智混乱 我们说“心智混乱”是中国人的一种特点，但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特点是中国人 特有的，也不是说每个中国人都具有这个特点。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人似乎有足够 的能力同其他民族相抗衡。他们在智力上当然没有表现出弱点，连这种倾向都没有。 同时，我们要记住：中国的教育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那些受过不完善教育的 人，或者那些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十分欣赏汉语的结构。这种欣赏在律师看 来，是“事前从犯”，但中国人的欣赏已经到了最为显著的“心智混乱”的地步， 他们也许应该对此有所愧疚。 如今已经有不少人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完全没有“性”和 “格”。汉语的形容词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 “数”和“人称”的任何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没有可辨的区别，因为任 何一个汉字都可以不加选择地用作（或不用作）这些词性，且毫无任何问题。我们 并不是抱怨说汉语不能表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许多思想很难或无法用汉 语表达清楚（尽管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只是坚持认为这样一种语言，具有这样的 结构，会导致“心智混乱”，正如炽热的夏季会导致午睡一样。 同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最平常的事情就是很难弄清楚他究竟在说 什么事情。他讲的话常常只有好几个谓语，复杂地混在一起，像穆罕默德的悬棺那 样悬在半空，无所依傍。在说话人心中，省略主格根本无所谓。他知道自己在说什 么，但他从没想到过省略主格这个重要的信息内容之后，听他讲话的人是无法用什 么直觉来听明白的。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训练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很会猜测 的人，只要简单地补上原先偶然失去的主语和谓语就行了。常常会这样：省略了全 句最关键的词，也根本不知道省略的是哪个词。句子的型式、说话人的举止和语调、 伴随的情景，都常常没有表明主语已经改变，但人们会发现说话人不像几分钟前那 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他道光年间的祖父。他是怎么说过去的，又是怎么说回来 的，常常是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种完美的技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 说，从一个话题、一个人、一个世纪，突然而又不知不觉地跳到另一个地方，实在 过于稀松平常，根本不值一提，好比看着玻璃富上的一只小虫，便可以顺着视线望 见远方山上的牛群。 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没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标记，这个事实无法澄清一 个人与生俱来的混沌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如果想要保持一种表象， 证明自己至少还跟着这种一闪即逝的思路，最好的做法就是像问答式教学法那样不 断地提问题，好比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在没有路的森林中用斧头“闯出”路来： “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明白了是谁，可能接着问；“在哪里？”“什么时候？” “他干了些什么？”“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又怎么样了？”对于这 每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用困惑的乃至悲哀的眼神看着你，好像在怀疑你的 五官是不是没有起作用。但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断追问，就可以找到阿利蒂纳的 丝线①，借以从没有希望的迷宫中走出来。 　　①译注：阿利蒂纳（Ariadene）的丝线，出自古希腊神话。阿利蒂纳曾经帮 助雅典王子提修斯带一团丝线进她父亲的迷宫，让他边走边放线，再顺着线走出迷 宫。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任何想法都令他惊讶，因为他一点儿思想准 备都没有。他不懂，因为他不想弄懂，在他进入状态之前，他需要用相当的时间动 一下脑子。他的心灵好比腐朽炮座上的一门锈迹斑斑的旧滑膛炮，瞄准之前需要拼 命调整方向，但肯定还是哑炮。这样，你问他一下简单的问题”，比如“你多大年 纪了？”他会茫然地注视着提问的人，回问：“我？”你回答说：“对，是你。” 他内心一惊，振作起来，回答说：“多大年纪？”“是的，多大年纪？”他再一次 调整焦点，问道：“我多大年纪？”“是的，”你说，“你多大年纪？”“五十八。” 他终于明确无误地回答了问题。现在，你的心智正常运作了。 心智混乱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一种用事实本身去解释事实原因的习惯。 “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一个中国厨师。“我们不在面包里放盐的。” 他这样回答。“你们这个城市里有那么多那么好的冰，为什么冬天里不用点冰来冰 东西？”“不，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冬天是不拿冰来冰东西的。”如果那位声称 “能够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快乐的”的拉丁诗人曾经在中国生活，他会把这句格 言改成：“试图去弄明白事情原由的人是不快乐的。” 心智混乱的另一个标志是，一个普通人无法不走样地把一个想法告诉别人。叫 某甲去告诉某乙，以便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在中国是最愚蠢的行为。要么这 个信息根本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各方不明白这是个重要信息，要么传到某雨时 已经有点走样，以至于他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要么就是与原先完全不同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机器里，指望三个齿轮会吻合默契，丝毫不会因为磨擦而导致机 器停止运转，这种想法非常不着边际。即使是那些有相当智力的人，也会感到在听 到与复述一个想法时，不添油加醋、不减斤少两，是困难的，好比清水之中的一根 直棍，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折断了。 一个善于观察的外国人，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 对一种怪异的行为发问。“就是这样的。”对方这样简单地回答。总是用那么几个 词，来使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愈演愈烈。“多少”表示疑问，“几个”表示肯定。 “你来这里多少天了？”你问道。“是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对方这样回答。汉 语中一切具有歧义的词语中，歧义最大的便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不分 男女地表示“他’‘或者“她”，乃至“它”。说话人有时候只是模糊地朝着他所 评论的主语的住所方向指一指，或者朝着最近听说的这个人的方向指一指。然而， 这个单音节的“ta”更经常地是指一个关系代词，或者指一个指示代词，或者指一 个限定性的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一位中国人的谈话就好比英国法庭上这样一位 证人的证词，这位证人是这样来描述一场殴斗的：“他有一根棍子，他也有一根棍 子，他狠命打他，他也狠命打他，如果他打他打得像他打他那样狠，他就会杀了他， 而不是他杀他了。” “刚才叫你，你为什么不来？”你贸然地问一个特别玩忽职守的仆人。“不为 什么。’他直言不讳地这样回答。同样的心智混乱也会导致许许多多、各式各样时 常令人尴尬不已的行为，常常惹恼做事井井有条的西方学者。厨师总是想把佐料差 不多用个精光，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到做下一顿饭时，他就少用一些必需的佐料。 问他怎么回事，他会坦率地说没多的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要一点呢？”“我 没有要。”这就是他启己感到满意的解释。你同某个人结一笔帐，很麻烦地打开保 险箱，细心地算好付给他的零钱，然后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事，这时， 他才淡淡地说：“我还有一笔帐没结呢。”“但刚才保险箱开着的时候，你为什么 不告诉我，那样就可以一次付清了。”“哦，我想这两笔帐是两回事。”同样的情 况：一家诊所里的一位病人已经花了医生不少时间，回到候诊室，再推门进来。医 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完了，他却轻松而简洁地对医生说：“我还有一个病没看！” 我们看来最愚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延误疾病的治疗，这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 原因是病人太忙，或者是看病得花钱。人们常常认为，忍受高烧一遍又一遍地折磨， 要比花上十个铜钱——约合一美分——买一剂肯定能治好病的奎宁来得便宜。我们 无数次地看到，仅仅是为了省时间，病情有时被拖到可能致命的地步，而花上这点 时间去看病，病就一定能治好。 有一个人，住在离一家外国医院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外出时染上了某种眼病， 回家之后忍痛熬了两个多星期才去看病，在此期间他天天希望疼痛会止住，但结果 却是一只眼睛烂了角膜完全失明。 另外一名病人，每天都去医院治疗他脖子上一块严重的溃烂，但直到第十八天 才向医生诉说他的腿疼得让他无法睡觉。检查发现，他腿上的溃烂其大其深已如一 只茶杯！原来他是打算治好脖子之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的现象，令人想起查尔斯·里德①一部小说中的 一句话：“人类并不缺乏智力，但在智力上有缺陷——他们头脑糊涂。” 　　①译注。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 1814—1884），英国小说家、戏 剧家。生于牛津郡，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主要有《教堂和家灶》（1861）、《改 邪未晚》（1853）、《现钱》（1863）、《设身处地》（1870）、《可怕的诱惑》 （1871）等。 中国的教育，肯定不是让受教育者全面地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酉方人普 遍相信有些传教士确实能证实：即使经文上有天花，自己在布道时也不会染上。在 中国同样的现象却十分怪异。中国的狗不是按常理去追捕狼，如果你看到一条狗在 一条狼后面跑，狗也不是在追狼，它们不是往相反方向在跑，就至少是直角方向。 与这种相互躲闪的追逐相似，中国人在追逐某个特定话题时也是如此。他常常能闻 到这个话题的气味，不时地也快追上了，但他终究还是后退了，万分疲惫，却没有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跨入这个话题。 中国这个地方差别太大：有钱的人与穷困的人，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与完全愚昧 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有数以百万的人贫困而又无知，如此的命运使眼界狭窄， 心智也就必然会混乱。他们的处境只不过是井底之蛙，对他们来说，天空也只是黑 暗中的一小片光亮。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离家走远到十英里之外的地方。除了 自己周围的人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状况没有一点概念。一切民族都普遍具有的本能的 好奇心，他们许多人看来却都埋人心底或者枯萎殆尽了。许多中国人知道离家不到 一英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打听一下：他从哪里来，他是谁， 他想干什么？他们知道勉力维生，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 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有三个灵魂，还是一个，还是没有。由于这件事情与粮食 价格无关，他们也就没有看出什么意义。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 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 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 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 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 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 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 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 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 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 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 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唯其如此，“神的启示才会给他们智 慧。”

啊杜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现代文明有个十分意味深长的侧面，体现在“神经质”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用法 之上。这个词的原意是“具有神经的，坚韧的，强壮的，刚健有力的”。这个词有 一个引申义，也是我们如今最常用的意思是“神经衰弱或有病，受制于或受苦于神 经过于激动，容易激动，软弱”。这些各式各样的复杂词语，表述各种神经疾病， 如今已经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用语了。毫无疑问，现代文明使人们的神经激动， 神经疾病也要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他 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却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各种器官之中最 为突出的部分。总之，我们是用这个词来指那些“神经质”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术 语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读者。至少就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而言，生活在蒸汽机和电气化 时代的人与生活在定期邮船和邮递马车这样古老而缓慢时代的人，他们的神经状况 当然是不同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有活力，而又匆忙。我们没有闲暇吃东西，神 经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其结果已众所周知。 我们时代里做事的人有一种急切焦躁的神情（至少在西方做事的人是这样）， 他们好像时时在等待一封电报——他们常常如此——电报的内容会全然改变他们的 命运。我们心灵中的这种状态，会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中。我们坐卧不宁，烦 躁不安。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也拿着铅笔，似乎此时此刻不马上写下来，就永远来不 及了。我们摩拳擦掌，似乎在准备去完成什么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严峻使命。我们的 手指忙个不停，或者像野生动物那样调头往后看，以免忽略任何危险。我们感觉到 现在应该去做些事情，这样我们必须抓紧办完几件更紧要的事情。我们的神经过度 工作，其后果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拉琴痉挛”、“电极痉挛”和“书写痉挛”等等， 而是表现得更广。我们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然入眠了，睡的时间短，休息得又不 好。我们时常被一些细微的响动吵醒，往往是令人恼怒的小事情，比如树上的鸟叫、 射入我们昏暗卧室的一丝光线、风吹百叶窗的声响、人的说话声，一旦吵醒，就再 也睡不着了。我们带着每天的生活一起休息，结果却没有真正得到休息。有一句话 几乎成了格言：银行要办好，除非行长与银行相拥入眠。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股东 坐收其利之时，行长正倒霉透顶，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样，我们已经详尽地提及了西方生活中我们熟悉的各种事实。当西方人开始 熟悉中国人的时候，便可以把这些事实与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形成强烈的对比。 中国人尸体解剖并不常见，尽管毫无疑问也解剖过，而我们也从没听到过什么理由， 可以说明这个“黑发人种”在神经解剖方面与白种人有任何本质区别。尽管中国人 的神经与西方人相比，用几何学的术语来说是“相似或者同位”的，但他们的神经 与我们所熟悉的十分不同，这一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某个位置呆上多长时间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他会 像一台机器那样写上一整天。如果他是个手工艺人，他会呆在一个地方从晨光曦微 干到天色变黑，编织，打造金箔，或者干任何别的事情。日复一日，单调得没有任 何变化，显然也意识不到有什么单调需要变化。中国的小学生也同样受各种限制， 没什么休息，功课又单调重复。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小学生肯定没多久就会差不多 发疯的。襁褓中的婴儿也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安静得像泥佛一样，而不像我们的婴 孩，一生下来就乱动乱扭。大一点之后，西方的孩子会做一些最滑稽的动作，活像 猴子，而中国的孩子则常常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或者站着，或者坐着，或者蹲着。 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锻炼是多余的，这看来是个生理学上的事实。他们无法 理解所有的外国人的一个共同喜好：不去什么地方，只是走走；无法理解究竟是什 么东西驱使西方人要冒着生命危险在乡下奔跑，像玩纸上打猎，即“狗追兔子”的 游戏那样；也不理解究竟出于何种动机，那些具有良好社会地位的西方人会整个下 午站在太阳下面，把棒球打到一个别人走不过去的地方，或者几个人争抢一只球， 为了在另一个人的“垒”里“毙掉”它。一位广东教师问一个佣人，一个外国妇女 为什么打网球：“她这样奔来奔去，人家付给她多少钱？”告诉他“没有钱”，他 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完全可以雇一个苦力去干的事情，他一定要自己去干呢？我 们再次强调，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无法理解。即使解释给他听，他也弄不明白。 关于睡眠，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 一般地说，他可以睡在任何地方。任何足以使我们发疯的细小干扰，都无法打搅他 的睡眠。用块砖头当枕头，他便可以躺倒在用草、泥砖或藤条做的床上，其他一概 不考虑。他用不到把房间的光线弄暗，也用不到别人安静。“婴儿夜啼”只管啼， 不会把他吵醒的。有的地方，作为一种普遍的本能（好比熊的冬眠），所有的人在 午后两小时似乎都睡着了。这已经成了常规，不管他们人在何处。午后的这两个小 时时间，整个世界安静得就像子夜后的两个小时。至少对干活的人来说，睡在哪里 倒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人也一样。横卧在三辆手推车上，低着头，像一只蜘蛛，张 大的嘴里还有一只苍蝇，如果举办一场这种能力的考试，在中国就能招募到一支数 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的大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新鲜空气是可有可无的。 没有一个地方谈得上空气流通，除非台风吹走了屋顶，或者是主人因为饥荒拆房子 卖木料。我们听说过不少住房拥挤的事情，但这是常事，他们根本没有感到什么不 方便，或者说这种不方便不值一提。如果他们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经系统， 那么，他们就会像通常设想的那样痛苦。 中国人对疼痛的忍耐，表现出中国人可以完全不受神经控制。那些对中国医院 的手术情况稍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忍受疼痛是多么常见，几乎是普遍情 况了。他们所忍受的疼痛，足以使我们最强壮的人望而却步。这个题目本身，就很 容易扩展成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搁置不谈，我们只去注意一下乔治·艾略特① 在她的一封信中的话。“最高的召唤和选择”，她说——带有几分恼怒，无疑是因 为她讨厌神学用语——“是不使用鸦片，却眼睁睁地忍受疼痛”。如果她是对的， 那么，毫无疑问，至少大多数中国人肯定有过召唤和选择。 　　①译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一1880），英国女小说家，代 表作是长篇小说《米德尔马奇》（1871—1872）。1828至1835年曾先后就读于两所 寄宿学校，笃信福音教，后受查尔斯·海纳尔《基督教起源的调查》一书影响，于 1842年初宣布不再去教堂，不相信上帝，但仍深切理解和同情一切虔诚的宗教感情。 译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斯宾诺沙的《神学政治论文》和《伦理学》。 白朗宁夫人①说过：“没有同情心的观察就是折磨。”毫无疑问，这种人就 是像她那样敏感的女诗人，以及同她相像的人。 　　①译注：白朗宁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英国 女诗人。十五岁时坠马受伤，从此长期卧病。1846年、不顾父亲反对，与诗人罗伯 特·白朗宁秘密结婚并出走意大利。所著爱情诗《葡萄牙十四行诗集》（1850）是 19世纪中叶英国的优秀诗作。 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着，尤其是当他干着细致或艰苦工作的时候。但是，中 国人也许在别人仔细观察之下才会干得最出色。在外国人不常去的每一个地方，我 们总是很快厌烦于好奇的中国人的围观。我们时常声称，如果不赶走他们，我们就 会“发疯”，而这些人只是没有同情心地观察我们，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的这种出于本能的感觉，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中国人 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也不在乎什么时候看，看多长时间。一他会情不自禁地认 为，那些强烈地反感别人观看的人，真是有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即使他以前从不要安静，生病时 也要求免受不必要的声音的打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共同保证安静这个康复 的必要条件；如果康复无望，病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安静，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中 国人与西方人的习惯，在照顾病人的行为上有最为明显的对比。病情是一种信号， 与病人有关的各式人等从四面八方赶来打扰，人数与病情成正比。一刻都不会有人 会想到安静，说来也怪，也没有人表现出想要安静。那么多客人的来去与招待，对 即刻降临的死亡感到害怕而发出的哭叫，尤其是和尚尼姑等等驱鬼而弄得乌烟瘴气。 如此等等，造成的环境，足以使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死亡倒不失为一种幸福的解脱。 那位知名的法国夫人传话给前来探望的人：“请原谅，我正忙着死亡。”对此，西 方人都禁不住付之以同情，而在中国，这样的请求不会有，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接 受。 在这个纷扰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担心与焦虑都在所难免。中国人不仅 与别的民族一样历经磨难，而且磨难更为深重。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时 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 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有听天由命。任何 一个中国人总难免官司缠身，哪怕全然无辜，也会毁掉自己。这样的灾难许多不仅 是可见的，而且可以感觉到它们在不断地悄然而至，好似铁制尸衣在慢慢收紧。对 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骤然降临，带来各种可怕的后 果。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时，正因为不可避免，也就只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 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亲眼目睹过饥馑年月里上百万个默默饿死的人， 会理解这里的意思。你要完全理解，就要亲眼去看。但不管怎么看，西方人还是很 难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 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念。 不管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总是并且仍将是一个谜，或多或少而 已。我们只有在心中肯定，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麻木不仁”，我们才会 毫不困难地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 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我们相信，至少总的来说，适者 生存。在20世纪的各种纷争中，究竟是“神经质”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无所 不往而又不动感情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啊杜

第十二章　轻蔑外国人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意识到，中国的这个商业中心已经与欧洲有了 三百六十多年贸易往来。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并没 有多少值得自己引以为豪的表现。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对 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看作野蛮人，并且用对待 野蛮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只是到了1860年，才在条约中写有专门一款，原先中国人 在正式文件中把“蛮夷”视为“外国人”的同义词，现在不再允许了。 关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行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 不如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受这些民族的奉承。这些奉承虽说是危险的，但因为情有 可原，也就十分有效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都可以在威胁哄骗之 下满足自己的要求之时，他们就更深信自己民族不言自明的优越，依旧我行我素， 直到外国人占领北京。从那时起，尽管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却已经发生了极大 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最终认识到了外来文明和外国人的价值。 然而，用不到与中国人有多少广泛而亲密的交往，任何一位诚实的观察者就会相信， 无论官方非官方，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都不能说是尊敬的。即使中国人实 际上并不轻蔑我们，他们也会在交往中经常无意地表现出屈尊与恩赐。我们目前面 对的，就是这样的现象。 服装是中国人首先感到外国人奇怪的地方。其实，我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服装 有什么骄人之处。确实，在我们看来，各种东方服装都是臃肿，摆来摆去地限制 “个性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敏，不同于东方任何一个民族。当我们 考虑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他们自己时，应该承认，这种服装式样对他们无疑 是再鲜什还?牧恕５?牵?倍?饺耍?绕涫侵泄?松笫游颐堑姆?笆保??蔷醯?br>一无是处，可供挑剔的地方却也不少，更不用说嘲笑了。东方服装有个原则，就是 宽松，宽松得可以遮住身体的线条。中国绅士不会贸然穿件紧身短上装就出去抛头 露面，但在中国的外国租界，许多外国人出来时就穿着紧身短上衣。这种短上衣， 还有双排扣礼服（实际上一粒纽扣都用不着扣），尤其是那些可怕的、不成样子的、 偷工减料的“燕尾服”，真让中国人弄不明白。特别是这些服装没有遮住胸部，这 块地方便成了全身最暴露的部分，而且胸前又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块，露出一缕内衣， 这就更使胸前一览无遗了。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尾巴上都牢牢地钉着两个扣子， 觉得那里又没什么东西可扣，真是既不实用，又不美观。 如果外国男子的服装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那么，女子服装 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许多方面违反了中国的关于恰当得体的观念，更谈不 上合乎礼仪了。把西方文明给予两性交往自由这一点联系起来看，就会毫不奇怪， 只按传统标准评判合适与否的中国人，可能会完全误解或严重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 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这种多不胜多的场合，让中国人倍感优越。一个外国人， 哪怕会用现代欧洲每一种语言流利地进行交谈，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只要他听不懂 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苦力讲的话，这个苦力也会因此而鄙视他。的确，这样做只会 更加证明苦力自己的无知，但他那不恰当的优越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个外国 人正在与这个环境相抗争，试图掌握汉语，他会不断地受到蔑视，甚至他的佣人也 会大声用“悄悄话”说：“噢，他听不懂！”而造成听不懂的障碍，却恰恰是中国 人没有讲清楚。但是，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个事实，即使能够意识到，他那天生的优 越感也不会消除。所有学习汉语的人，都会一直碰到这种情况，因为一个人不管知 道的东西有多么的多，他不懂的东西总还是要多得多。有一种情况虽然谈不上普遍， 却也并非不常见，即在中国的外国人，在经历了最初的阶段之后，就发现自己明白 的事情，没有人夸奖，而他不知道的事情却让他深感丢脸。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汉语 和中国文学知识的评价，通常合适用约翰逊①博士的话来说明。他把妇女唠唠叨 叨的劝诫比作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虽说不完美，但能这样也就令人啧啧称奇了！ 　　①译注：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曾创办《漫游者》杂志，编纂第一部《英语词典》，编注《莎士比亚戏剧集》并作 序。作品包括散文、哲理涛、讽刺文、悲剧、小说、评论等。 外国人对中国风俗的无知，是造就中国人优越感的又一个原因。如果有人不知 道中国人一直知道的事情，中国人就会认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外国人受到中国人的间接怠慢，经常还不知情，这个事实又使得中国人更加有 意地轻视他们浑然不知的受害者。我们不把“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当回事，是会 带来恰当而足够的惩罚的。 许多中国人会无意识地半开玩笑半蔑视地拿外国人逗乐，就像利蒂默先生看着 大卫·科波菲尔①，似乎在心里说：“太年轻了，先生，太年轻了。”并非所有 外国人都经历了这些阶段，只有那些敏感的观察者或多或少地积累了一些。同样， 不管一个人有多少经历，肯定会有不明白的繁文缛节。原因肯定是以前从未听说过。 要弄明白每件事情，总会有第一次。 　　①译注：利蒂默（Littimer）、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 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50） 中的人物。 普通中国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做的事，外国人却做不到，这就使得中国人看低我 们。我们无法吃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太阳暴晒，我们无法在拥挤、吵闹和 气闷的地方睡觉。我们不会用橹去摇船，不会“吁、吁”地使唤骡子干活。众所周 知，英军炮队在1860年去北京的路上，被当地马车夫扔在河西务①附近，弄得叫 天不灵、求地不应，因为英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有能力叫中国的牲口挪一步。 　　①译注：河西务，地名，在北京东南约一百三十公里处，今属天津。 外国人不能适应和遵守中国的观念和礼仪，也不能适应在我们看来是更为重要 的事情，这使得中国人几乎不加掩饰地蔑视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不会也不可能 明白什么是规矩。外国人不是不会鞠躬，而是总的来说觉得难以用中国方式鞠一个 中国的躬，身体上的困难与伦理上的困难同样多。外国人无视礼仪，举止轻浮，即 使有精力，也不会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钟，不紧不慢地踱方步，这样的结果无论正反 两方面都可以预见。外国人不愿意用“老半天”时间去空谈。对他来说，时间就是 金钱。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事情远非如此，因为在中国，人人都有大量的时间， 却很少人有钱。中国人应该学会明白，当他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时间是属于他的， 还是属于别人的。 外国人倾向于取消令人厌恶的繁琐礼节，省下时间去干其他事情。毫不奇怪， 即使在他们自己看来，同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相比，自己时时刻刻在出丑。比较一下 中国官员与外国来访者的服装、风度、举止：前者是长袍飘逸、行为优雅，后者则 是举止笨拙、跪拜生硬。出于礼貌，中国人只能拼命克制，不去嘲笑他们。必须注 意的是：若要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没有什么比忽视礼仪更奏效的了，因为他们是如 此看重礼仪。如果中国人得知将看到“伟大的美国皇帝”，并且他们真的看到格兰 特①总司令身穿百姓服装，嘴叼一支香烟，行走在大街之上，他们心里会想些什 么呢？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外国领事，职位相当于中国的道台，到一个省会 城市去见巡抚大人，以便解决一项国际纠纷。成千上万的人会拥上城墙，想看一看 这位外国大人的随行队列，却只看到两辆马车、几匹马、一个翻译、一个专门送信 的中国人和一个中国厨师。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人的看法难道不会由好奇而冷漠， 由冷漠而轻蔑吗？ 　　①译注：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iant，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时 联邦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1869一1877），1879年来中国游历。曾在中日琉球 争执中充当调停人，力劝和平解决。 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无疑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 一点。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看待我们的设计，就好比 我们看待变戏法的人——妙不可言，却又无用。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成就来自某种 超自然的力量。应该记住，孔子曾经拒绝谈论魔力。许许多多来中国的失望的承包 商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与电气化所创造的奇迹，是何等漠然。中国人不想采用外 国人的样本，很少例外，但却可能被迫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不关心空气流 通，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尽管不是全部产物，又 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可愉快地放弃 这些产物。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 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但其他国家得在一旁等待。 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其他的进步则还要等很久。中国的一些学者 和政治家，显然是意识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地位，声称西方民族只不过是利用了古 代中国人积累的数据，而古代中国人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现 代中国人不幸地让西方人偷走了这些秘密。 外国人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毋庸置疑的能力，中国人看来并不感动。撒克 逊人欣赏“能”人，用卡莱尔①喜欢的话来说，人们视这些人为“王”，并这样 称呼他们。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是有趣的，或许还是令人吃惊的。如果下 一次有机会做什么事，他们绝不会忘记外国人会的这项技能；但是，他们远远不是 把外国人作为模仿的榜样，他们压根儿不会那样去想，一万个中国人里大概只有一 个会动这种念头。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学人应该是咬文嚼字的老学究，博闻强识， 得过好几个学衔，刻苦工作，以保不饥。他的手指有几英寸长，却不会做任何事情 （除非教书），靠教书保持身心一体，因为“君子不器”②。 　　①译注：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 生于苏格兰农民家庭，早年深受加尔文教派宗教思想的影响，反对教会的烦琐教义。 1821年开始学习德国文学和哲学，著有《席勒传》，并翻译歌德小说《威廉·迈斯 特）第一部，后著有《成衣匠的改制》。其基本哲学思想可概括为“神圣的理念”。 著有《法国革命》一书。成名后到各地演讲，部分讲稿于1841年以《论英雄、英雄 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为题出版。还著有《过去与现在》、《克伦威尔》和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等书。 ②译注：语出《论语·为政篇》，意思是君于不像器皿那样，只有有限的用 途， 西方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感到有什么优越。前任中国 驻英大使郭大人①有一个回答。令人钦佩地证实了这个看法。理 雅各②博士认 为，英国的道德状况要比中国好。当要求郭大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略微停顿了一 下，十分得体地听取了这个评价，然后，带着感情，绝妙地回答说：“我深感震惊。” 这种肤浅的比较的确不好，至少从外交观点来看是这样。这种比较需要极其熟悉这 两个民族的内部生活，并且有能力去欣赏无以数计的原因如何导致各式各样的结果。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进行这种比较，那样会大大地远离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深切 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主要敌人。尽管外国人心中藏着各式各样机械 方面的秘密，却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中国道德的伟大。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感情，体 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头脑还在宋代，双脚踏在今天”。正是这个阶层的人， 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来淹没了中原地区。 　　①译注：指郭嵩焘（1818一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 池老人。道光进士。1853年初随曾国藩办团练。1857年授编修，1858年入值上书房。 1862年任苏松粮储道，1863年任两淮盐运使并署理广东巡抚，后被黜。1875年署兵 部侍郎，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年首任驻英公使，任内保护侨民和华工，主张学 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兴矿务，曾遭顽固派猛烈攻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 《使西纪程》、《史记札记》等。 ②译注：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 1839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3年 返英。1875年在牛津大学专设汉文讲座，直至去世。曾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 分二十八卷于1861—1886年间出版。另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1867）、《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以及《中国的 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等。 曾经有人认为，西方的发明可能会攻占中国。刀、叉、长统袜和钢琴，从英国 运到中国，人们感到这个帝国快要“欧化”了。如果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中华帝国这 样受到风暴的袭击，那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并且这样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的中国和中国人都不是什么风暴就可以吞没的了。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这 个整体保持稳固持久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实例来说明问题，证明基督教 文明带来的大大小小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无以企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实 例，那么，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仍然想要展现他们的恩赐和轻蔑。

啊杜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诗经》，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其中记载了一句据认为是农夫的祈祷：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①不管在周朝的兴盛时期，在以后的列朝列代是否真 是如此，现在肯定极少有这样的祈祷了，无论农夫还是其他个人都不会再祈祷让而 先下到“公田”里了。我们时常想到，中国政府在本质上是一个家长制的政府，要 求臣民顺从听命。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说法， 结果却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自己”！一言以蔽之，这位黑奴 对这句古老格言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国人在政权问题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 顾及自己。”如果他想到政府，他看来也会认为，“政府健全强大，可以照顾自己， 用不到我去帮助”。而政府一方，尽管是家长，主要忙于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 顾家庭成员。一般说来，政府在危难降临之前基本上什么都不做，危难一旦降临， 就被迫做更多的事。人们很清楚，政府致力于减轻河水连年泛滥带来的灾难，其原 动力是为了避免赋税的损失。人们为避免这种灾难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我 保护的本能，因为自己干就能确保做好这项工作，同时也避免了难以数计的苛捐杂 税。如果让政府出面为当地人做这些事，苛捐杂税会不可避免地伴之而来。 　　①译注：语出《诗经·小雅·大田》三章，意思是先把雨下在公田里，然后 再下到私田里。 中国的道路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证明政府如何忽视公共事务，也足以证 明民众如何缺乏公共精神。随处可见大量的证据，足资证明曾经有许多官道联接这 个帝国许多重要城市，大道铺有石头，路两旁还有大树。路的荒废状况不仅可见于 北京附近的省份，而且可见于湖南和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修筑这些道路要花很多 钱，但维修却要相对容易多了，但人们统统忽视维修，因此，废弃的道路已经不复 为必要的交通要道，相反却成了出门旅行的障碍。假如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动 乱岁月里损坏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治动荡的日子也还有二百五十年时间，足 以修复帝国的交通干线了。没有去修，或者说没有试图去修，其结果我们是再熟悉 不过了。 民众的态度则与政府的十分对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 损失，就不必去关心或者没有责任去关心公共财产。事实上，道路等属于公众，这 样的概念，中国人心里根本就没有。“江山”（即这个帝国）属于当今皇上，他能 拥有多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与道路有关的事都让皇上去操心好了。但 是，道路与田地不同。从其他意义上讲，道路在很大成分上并不属于皇上，因为大 部分道路只不过是田间的小路，专供想使用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样需 要拥有者同意，其原因在于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属于田地，需要像田地一 样交税。土地的拥有者显然并不比别人从使用道路上得益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 夫受着明显的利益驱使，就会尽可能地缩小道路，而去扩大沟渠和田埂，故意使别 人只能走在窄窄的田间小路这个实在不能没有和再缩小的沟通途径上。如果夏天的 暴雨把田里的一些泥土冲刷到道路上，农夫就会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铲回来。 与此同时，加上自然的排水和频繁的尘暴，道路最终变成了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 我们西方人所说的那种“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权”的一丁点概念。 在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时会注意到河上的小旗，问一下才 知道插旗的地方埋着水雷，旗子是让过往船只绕行！一支中国部队在炮击训练时， 直接在帝国的交通干线上架起大炮，极大地阻碍了交通，惊吓了牲口，结果引发了 严重的交通事故。 有人想装卸货物，便把马车停在马路当间，任何想要使用这条道路的人，只有 等他干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个农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树，就会让这棵树横躺在路 上，赶路的人只能等着他砍完搬走。 拥挤的城市道路却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生活方式。北京宽阔街道两旁，摆满了原 本不应该摆设在那里的货摊，如果皇上恰好经过那里，那就搬开。皇上刚刚过去， 货摊又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国大多数城市当之为街的狭窄通道，无不为各式各样的 手工作坊所阻塞。杀猪的、剃头的、流动的食摊、木匠、箍桶匠，还有其他各种手 艺人，都各自在路边安营扎寨、随着大都市的生活节拍一起跳动，各尽所能、相互 交织。甚至妇女也都会抱出被褥，当街摆开晾晒，因为她们的小院子哪有路边宽阔。 中国人不能拿到街上来干的事情，实在微乎其微。 沿街摆设的小摊不仅仅妨碍交通而已。木匠会在摊前摆出一大堆木头，洗染工 会挂起长长的布匹，做面条的又会当空晾起面条，因为小摊前面的空地不属于子虚 乌有的公众，而属于摊主。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 既然认为自己拥有所有权，就应该负起维修的责任。即使派一个人去修路（这样的 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也不会有时间和材料。更不可能让很多人一起干，因为 每一个人都会忧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别人干活多拿钱少。当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 地让沿路各村各自负责一段合理的距离，以保证道路几乎一年四季都畅通无阻。但 是，这个主意有没有进入任何一个中国官员的头脑，恐怕还成问题。 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若防范不严，便可唾手可得， 很容易成为偷窃的目标。铺路的石头搬回家去了，城墙上的砖也一块一块地不见了。 中国某港口里外国人墓地的围墙，人们发现墓地没有专人看管，围墙的砖块也就一 块都不剩了。几年前，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样偷窃大案，十分轰动：紫禁城一些建 筑顶上的铜饰被盗。中国人普遍认为，大清国十八个省中①，唯有皇上最容易哄 骗。 　　①译注：清朝在其鼎盛时期，如嘉庆二十五年（182年），有直隶、江苏、安 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 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个省，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五个将 军辖区，西藏、西宁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划，以及内蒙古等 盟旗。 我们时常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有没有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 不清楚。毫无疑问，强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学者是这样。他们的强烈感情中 更多的是对外国人的仇视，而他们炮制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寻根究源的。近年来，湖 南省淹没在通篇恶意诽谤的排外檄文的洪流之中。这些文章意在引发一场混乱，借 以把外国鬼子赶出中华帝国。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印刷这些文章的动机值得称赞， 如同我们看待抵抗无政府主义。这些控诉，一部分是出于误解，另一部分出于针对 西方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仇恨。可能会有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攻击完全是出于爱国。 究竟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受报效祖国的愿望驱使，还是为报酬所诱，这个命题需要 的是更多的证据，而不需要让那些了解中国的人，拿不出证据就相信他们是爱国的。 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 有极好的理由认为，无论何朝何代，国民大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度的冷淡。 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 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①译注；语出《论语·泰伯篇》，又见于《论语·宪问篇》，意思是不居于 那个职位，便不去考虑它的政务。 古伯察①先生的亲身经历即是这种风气的一个极好例子：“1851年，道光皇 帝大丧那段时间，我们离京出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 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上刚刚去世，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 让人人感兴趣的。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尚未公布。我们说： ‘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他会沿用目前的政府体制吗？ 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对立的势力，他会依靠哪派呢？’我们简单地 作了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 又一再循循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 对我们活跃的开头，他们只是用摇头作答，吞云吐雾，大饮其茶。这种冷漠开始让 我们实在恼火了。一个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 放在我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去伤精费神想那些无聊 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 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都这样叫道。然 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①译注：古怕察（Evariste－Regis Hue，1813一1860），法国遣使会教士。 1839年来华传教，1843年同秦神甫到蒙古和西藏游历，1848年转赴浙江传教，1852 年回法国，1860年死于巴黎。著有《鞑靼、西藏、中国游记》（两卷，1853）、 《穿过中华帝国的旅行》（1855）、《基督教在中国、鞑靼和西藏》（三卷，1857） 等书。 我们还记得，1860年进攻北京时，英国军队装备有从山东人手里买来的骡子； 天津和通州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答应只要英国人和法国人不侵扰这两个城市，他们 愿意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国联军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国香 港雇来的苦力来完成的；这些苦力在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送还给英军时，被剪去了辫 子——不难看出，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国有的话，其意义也与盎格鲁一撒 克逊人不同。 当人们站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领头。 在他们的领导下，人多势众，政府被迫妥协。但是，不管如何处置这些“愚民”， 领头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典型，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得掉脑袋。在这种情况下， 甘冒风险，勇于献身；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范。 每逢中国历史上的动乱岁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换代之时，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 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褒扬。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能激发 出最英勇的行为。

啊杜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与别的民族的历史相比，中国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古代的圣人本身，谈起更古的“古人”，都是用极其尊敬的口吻。孔子也声称自己 不是开创者，而是传播者。他的使命是把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误解的古人的知识收集 起来。正是他的换而不舍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使他成为本民族崇敬的圣人。 他联系古今，传道授业，当之无愧地成为圣人的代表。儒家的道德理论认为，有了 明君，才会有良民。君是盘，民是水；盘是圆的，水就是圆的，盘是方的，水也就 是方的。①由这个理论可以推断，明君统治时期，美德之花处处开放。有时，目 不识丁的苦力都会告诉我们“尧舜”时期夜不闭户，因为没有小偷；在路上丢失了 什么东西，第一个发现这件东西的人就会守在那里，直到有第二个人来，他才走开， 这样一个替一个一直等到失主到来，完壁归赵。 　　①译注：语出《苟子·君道》：“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上般下木）也；[民者，水也]， （上般下木）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上般下木）]方则水方。 有一个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不 限于中国和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只是中国人对此深信不疑的程度，则是其他 民族“无与伦比”的。古代文献记载了古代的所有美德，现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沿 用承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文献备受推崇。正统的中国人看待“四书五经”； 就好比虔诚的基督教徒看待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它们都是被认为包含了过去 的最高和最优秀的智慧，无论古今一样适用。一位优秀的儒学家不会相信“四书五 经”还需要增补，好比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无法相信《圣经》还需要修订一样。他们 一致认为，事情已经够好了，再要让它更加完美，纯属无聊之举。 正如众多优秀的基督徒用《圣经》的文字去解释《圣经》作者心中从未有过的 事物一样，儒学家也时常会发现“先圣”不仅是关于现代政府一切行为的权威，而 且也是古代数学甚至现代科学的鼻祖。 古代的经典造就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政府体制，不管这个政府体制具有什么 别的性质，它的顽强执著却是不争的事实。自我保护是民族的首要原则，一如它是 个人的首要原则一样。因此，一种统治方式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年代还完好如初，虽 然这并非独一无二，但人们对它的敬仰之情与他们对“四书五经”的敬仰之情是十 分相似的。哪位有点背景知识又在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如果想弄清并解释中国政 府发展至今的过程，那么，他的发现一定是十分奇妙的。我们有把握这样认为：他 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别国经历过的内部革命，中国却没有经历。有个故事， 说有人造一堵石墙，六英尺厚，四英尺高。人家问他为什么造这样一个怪东西，他 说这是考虑到墙被吹倒之后反而会比过去更高！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 吹倒，它是一个立方体，一旦翻倒，也只是换个面，其外表与内涵还都是一如既往。 这一过程反复出现，教会中国人；政府演变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如同我们知道猫 即使从高处摔下来，仍然能用脚走路一样。人们深信，设计者和建造者有着无与伦 比的智慧。任何改进建议无异于十足的左道耶说。因此，古人无可争议的优势是建 立在后人显而易见的劣势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基何在了。中国人与古 罗马人一样，认为举止与道德是互通的概念，同出一源，本质相同。对于中国人来 说，违反风俗习惯就是冒犯了禁区。我们不必因此就去对这些风俗习惯刨根问底了。 中国的风俗习惯被一种本能果敢地保卫着，相似的本能则驱使着一头母熊保护幼熊。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本能，它属于全人类。我们注意到一种普遍现象：干百万人准 备为某种信仰而献身，但他们却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不会按照这个信仰的具体信条 去约束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同中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是用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 惯就像人类的言语，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和语言的形成条件， 各地不同，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令人不解的风俗差异。这种差异由一句谚语道出。十 里不同俗。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让人难懂的各地方言。风俗习惯和语言一旦固定 下来，就像石膏一样，你能摔碎它，但不能改变它。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上 任何理论都会有弹性去变通，任何风俗习惯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有一定的条件， 就可以有所变化。 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例证，是清朝统治者在所有中国臣民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 发型。这种明明确确的屈服标志，理所当然地遭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拼死反对。但 是，清廷人不辱使命，不改初衷，使之成为忠诚清廷的标志和尺度。我们目前看到 的一切便是其结果。中国人如今骄傲于自己的辫子，胜于骄傲于自己的服饰。现在， 只有广东和福建两省当地人还残存着对清廷的仇恨，他们用头巾来遮盖民族耻辱。 佛教引人中国，也是靠战争开道，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性命；但是，一旦佛教完 全扎根下来，就同中国当地的道教一样，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起源至今一成不变。不难看出，原因在于人们一直假定既成 事实是正确的。长期以来确立下来的习惯，是可怕的暴君。无以数计的人习惯于这 种风俗习惯，从来不问其起源和原因。他的责任是遵守，于是也就只管遵守不问其 他了。毫无疑问，这个帝国不同地方的人们，宗教信仰的程度大相径庭，但有一点 是绝对肯定的，即“三大宗教”的仪式虽有千百万人奉行，但他们却缺乏对这些宗 教的信仰，一如他们缺乏对埃及象形文字的了解一样。如果要问及某种特定宗教习 俗的原由，下列两种回答是最普遍不过的了：一是认为这种与神沟通的全套方法是 古人传下来的，自然有其过硬的道理；二是认为“人人”这样做，也便跟着这样做。 在中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带动机器。既然人们时时处处都这样做，那么， 随大流就行了。 蒙古有个风俗，每一个有能力吸鼻烟的人，都要拿给朋友吸。他一旦碰到朋友， 就要把这个小鼻烟壶掏出来让每个人都吸一吸。如果这个带着鼻烟壶的人盒子里不 巧没装烟，也得把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也会径直拿来假装捏一捏，最后又把 它递回去。如果客人表现出已经知道鼻烟壶是空的，就不得体了，然而顺从这种恰 当的做法，便是保全了主人的面子，这一切礼仪是先人传下来的。在许多小事情上， 中国人都按部就班。珊瑚早就没有了生命，但留下了珊瑚礁，因此，必须小心翼翼 地照航线行船，以免翻船。 有些事情非得这样做才行，那样做就不行，这样死守规矩办事的，不仅仅是中 国人。印度的苦力习惯于用脑袋来负重，为造铁路而运泥土时也这样做。承包商提 供了手推车，这些苦力就把手推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也像印度苦力一样负重。 一位外国绅士让巴西仆人去寄一封信，结果惊奇地看到他竟然把信也放在头上，并 在上面压了一块石头。相同的思维过程揭示了相同的行为起因，中国人办事讲求依 葫芦画瓢。我们熟悉各种关于模仿的例子：一个厨师每次做布了时总是先敲开一只 鸡蛋再把它扔掉，因为他第一次看人做市丁时，那只鸡蛋恰巧是坏的；一个裁缝在 一件新衣服上也缝上了一块补丁，因为给他做样子的那件衣服上恰巧有块补丁。这 样的故事无疑夸张了中国人的素质，虽无恶意，却十分逼真地再现了真情。 每一个熟悉中国习俗的人，都能举出不少例子，证明中国人敬仰先人。中国人 的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理解了个中道理，才会照搬先人的 做法。住在北纬二十五度附近的乡村，按照整个帝国的固定做法，人们必须按统一 的时间脱下皮衣，戴上草帽，先人若不是神才奇怪了。在某些地方，冬天只有靠炕 来取暖。如果一位旅行者来到这样的地方，正赶上一场寒流，就会发现无论如何说 服不了店主把炕烧热，因为不到季节！这样的事情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匠拒绝采用新的方法，但也许最为保守的是一位给外国人 烧砖窑的工头。有一次，让他们烧制一批方砖，比当地流行的尺寸稍大一些。这只 要按要求准备一个木制的箱子，再做一个模子即可。等到问他们要砖时，砖头却没 有烧制出来。让工头对此解释，他却说拒绝参加这样的革新，还理由十足地说，天 底下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任何一位与中国休戚相关的人，与这个伟大帝国的前途有些许利益关系的人， 都不能不看到，因循守旧影响了外国人与中国和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四分 之一，注定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大量的新酒已经为中国人准备好，但中国人只 有用旧酒囊来装。多亏中国人天性中因循守旧的本能，迄今为止才接受了极少量的 新酒，即使是装这些那么少的酒，新瓶还在准备过程之中。 中国目前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拖延。一方面不太愿意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则是 根本没有愿望，甚至不想放弃旧的事物。好比我们看到年代久远的泥屋子，早就应 该复归泥土，却用难看的泥柱子撑在那里，延迟那不可避免的倒塌。因此，尽管旧 的风俗习惯、旧的迷信、旧的信仰现在已经过时，可人们却还在抱残守缺。他们告 诉我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话却也不无道理。变化的过程可能长期受阻， 之后却会突飞猛进的。 刚开始试图引进电报的时候，某省的水师提督还奏明皇上说，当地人对这一新 发明极端仇视，以致电线都架不起来。但是，一旦与法国打起仗来，电线在完全不 同的背景下架了起来，该省政府立刻设立了一些官电局，而且此举备受推崇。 几年前，许多人迷信风水，这几乎成了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第 一条很短的铁路线，建在开平煤矿①的一个出口，穿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需 要迁坟让路，这就是在英国或法国也一样。如果情况只是风水与发动机的较量，那 么，只要看一眼分为两半的墓地，就足以让人明白风水永远都敌不过发动机。这条 最初线路后来延伸扩展时，进展缓慢，其原因明显在于财政方面，而不在于泥土占 卜。 　　①译注：开平煤矿，矿区在河北省开平镇，1877年（光绪三年）由李鸿章用 官督商办形式设立，是中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大煤矿。后于1912年与深州煤矿合称 “开滦煤矿”， 在中国的重要事务中，因循守旧的本性也宽容对先人的不敬。在中国，最不可 更改的规矩莫过于守孝：如果一个官员死了父母，他必须回家居丧守孝。但是，尽 管他再三“声泪俱下”地申辩，皇帝却相反还是让他继续操持帝国的大事小事，而 这些年他本来应该回家为母亲居丧守孝的。中国最牢固的礼仪莫过于父为子纲、君 为巨纲。因此，最近一次更换统治者时，皇位由旁系继承，继位的年轻皇帝，其父 亲还活着，有两种可能性不可避兔；要么自杀，要么永远退隐。因此，光绪继位， 醇亲王①就得挂印辞官。醇亲王生病期间，他儿子作为皇帝，数次前去探望这位 巨子——也就是自己的父亲。探望得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因为父亲一直到死，都是 自己儿子的大臣。 　　①译注：指奕环（1840—1891），清末贵族，满族，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 七子，初封醇郡王，1872年（同治十二年）晋封目亲王。历任御前大臣等职，管神 机营，参与棋样政变，得慈禧太后信任。1875年初同治帝死，无子，以其子载（氵 恬）入继帝位（即光绪帝），1885年（光绪十一年）总理海军衙门事务，挪用海军 经费，供慈禧太后修建项和园。 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十分尊崇先人。但是，正确地去理解 并谨慎地因循守旧，就能使外国人在同这样一个敏感、固执、保守的民族打交道时， 多一个强壮的卫士。只需模仿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去究根问底，刻意顺从现存的 所有实际情况，并在其受到威胁之时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这样，居住在中国内地或 其他地方的外国人，都会像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的因循守！日就是最安全 的保卫。船只无法航行的暗礁，一旦穿越过去，就是和平与宁静的水域，再也不会 有暴风骤雨和恶浪滔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