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盗宝第一人——斯坦因

阿权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习。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斯坦因1862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 他的父母都是犹太教徒，可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却让他专门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们认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是开启犹太居住区之门的钥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儿子开辟自由之路。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们精心的选择的确很有远见，这对斯坦因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英语，还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他在莱比锡和维世纳上大学时又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21岁时取得了大学博士学位。由此可见，他在学生时代就已表现出非凡的才华。25岁时他独身一人来到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从此开始探险、测绘和考古事业。 他是以一个地理学家为开端，进而成一名世人注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从现在看来，他在探险中的发现和考古方面的贡献，要比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大得多。他对事业的追求是十分执著的。只要是他认定要去做的事，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他都不会因此而放弃。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他终身没有结婚，把毕生精力全部投人到他所热爱和追求的考古探险事业上。 　　斯坦因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花在了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古活动。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探险： 　　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London，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 　　第二次探险（1900～1908）除了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共五卷。 　　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件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的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 　　四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记外，还编著了《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 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在这三次探险活动中，可以说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历了千辛万苦，闯过一道道艰难险阻。他曾穿过帕米尔喀喇昆仑冰雪覆盖的山谷，跋涉在风沙迷漫的塔克拉玛于大沙漠腹地。他走过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实乃人生一大壮举。但他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信。由于他在探险中有着惊人的发现，并获取大量的珍贵资料，深受英国政府的赞赏。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勋号，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以名誉博士学位。更使他受感动的是被接受为维多利亚女王的臣民。 　　斯坦因是位考古学家，但不懂汉语，在1907年前往敦煌以前，他已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和田、尼雅、楼兰等地许多古遗址进行过发掘，盗取了大量文物和古代写本，有相当多的阴谋伎俩。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从他的同乡好友、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济（Lajos Loczy）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所以考察敦煌成了他很早的探险计划之一。 　　1906年斯坦因开始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活动，1906年4月20日，由8人组成的斯坦因考察团从印度出发，他们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新疆。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汉语翻译和助手。他们沿古丝路东行，一路经过和阗、若羌、楼兰等地，挖掘了著名的楼兰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由于此时伯希和也在新疆考察，因此斯坦因一路比较小心，也大大加快了工作速度，为了是早在伯希和之前到达目的地敦煌。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发现藏经洞的事。因此只准备在敦煌藏经洞呆二个礼拜，简单考察一下洞窟，并在敦煌补充一些东西，然后再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敦煌不久，他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中知道了几个前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引发了他对这一发现的很大兴趣，便决定仔细考察一下。 3月16日斯坦因到千佛洞，这时，王道士为了筹集修整洞窟的经费，到别处化缘去了。住在莫高窟上寺的一个小和尚给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写经，斯坦因虽然不懂汉文，但从外观上已经感觉到这种写本一定很古老。于是他决定等到王道士回来后再作打算。为了节省时间，他返回县城并礼拜见了敦煌的几位地方官员，然后雇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长城锋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此时正值千佛洞一年一次的盛大庙会，每天来观光游玩和烧香礼佛的人很多。因此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没有轻举妄动，在县城呆了几天。到了5月21日，庙会已过，莫高窟又恢复了平静，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已从外面回来了，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正不安地等待着斯坦因的到来。 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师爷（名孝琬），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表示了斯坦因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用一笔捐款帮助道士修理洞观，以此来换取一些写本。王道士明知藩台衙门有封存遗书的命令，又害怕让老百姓知道了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所以犹豫不决，没敢马上答应。斯坦因当然不会死心，于是在莫高窟支起帐篷，作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装做对藏经洞文物不感兴趣的样子，而交由蒋孝琬同王道士进行具体事宜的交涉。 　　在最初与王道士的交涉过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进展与收获，因为此时的王道士还并不相信这些洋人，特别是也怕官府过问，追究他的责任。 　　斯坦因对王道士正在努力兴修的洞窟感兴趣，使王道士很兴奋，他答应带着斯坦因等人参观一遍洞窟的全貌，还根据《西游记》一类的唐三藏取经故事，指点着一幅壁画，给斯坦因讲上面画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河岸旁，一匹满载着佛经卷子的马站在一旁，一只巨龟向他们游来，想帮助他把从印度取来的神圣经典运过河去。 这恰好给为寻找古代遗址而深入钻研过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斯坦因带来了灵感。经过蒋师爷的几次交涉，一天夜里，王道士终于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研究研究。使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于是，斯坦因就自称是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佛教信徒和玄奘法师的追随崇拜者，他之所以在这一天看到了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因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印度已经不存在的经书送回原来的地方。斯坦因的这番鬼话对于这个虔诚愚昧的道士比金钱还灵，很快就起了作用，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借着王道士的油灯亮光，斯坦因看到了了这个堆满写本的洞窟，最初王道士并没有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 　　当时，藏经洞的写本还没有大量流散，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蒋孝琬在洞窟中做翻检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怕这样会引起旁人的注意。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让斯坦因和蒋孝琬翻阅检选，由于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其间王道士有些后怕，于是又外出了几天，到乡间化缘，目的是探听一下他和斯坦因的秘密有没有泄露，结果他发现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他也就安心多了，和斯坦因继续交易。 不久，一笔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斯坦因用很少的几块银元和一个绝对严守秘密的保证，换取了满满24箱写本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或刺绣等艺术品，它们经过1年零6个月的长途运输，于1909年1月完整地抵达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当时在斯坦因挑选所要的卷子的同时，也曾经借机进过藏经洞，因此他是进入藏经洞的第一位外国人，当时洞内仅容二人，根本无法活动，斯坦因的挑选工作都是在藏经洞外进行的，一幅照片就是记录他在16窟甬道堆放经卷的情况（图版）。 　　斯坦因离开敦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敦煌活动的时间有些长了，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注意，同时敦煌的地方官员告诉斯坦因，兰州方面也来了命令，要斯坦因注意外交礼节。于是6月13日斯坦因一行率领着一支由大群运输骆驼和马匹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安西进发，在榆林窟拍摄了二天。之后又到了酒泉，考察了嘉峪关长城，又于8月28日到达甘州张掖，这是他所走的最东界线，在这儿活动了5天。9月25日返回到这西，取回了寄存在这儿的战利品。当时斯坦因还给王道士写了一封信，由蒋孝琬秘密去了一趟千佛洞，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手稿3000多卷写本文书。 　　斯坦因的河西走廊考察结束之后，于是又进入新疆，一面派人将所得宝物运送回国，一面自己又在新疆的吐鲁番、焉耆、和阗、阿克苏、莎车等地考察、发掘和访问，直到第二年1908年底回国。 　　斯坦因的第三次探险活动是1914年开始，3月24日斯坦因再次来到了莫高窟，受到了老朋友王道士热情的接待，王道士还给斯坦因过目了他的帐目支出情况，并忠实报告了当日斯坦因施舍银钱的用处。王道士也报怨了政府拿走藏经洞文物，却不给他兑现承诺之事，并后悔当日没有全部给斯坦因。此次经过斯坦因的交涉，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来的几百卷写本，买给了斯坦因，使斯坦因又得到了整整4大箱的写本文书，加上斯坦因在当地收购所得，一共约5大箱六百余卷。 　　斯坦因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探险者。在进入新疆之前，他已经在印度、阿富汗和克什米尔等地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不过就他的学术素养而言，说他是位考古学家，似乎还有些过誉，但他确实是一名出色的地理勘察者，他能够获得印度政府的资助，他在地图测绘方面的杰出才能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斯坦因很会把握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机会。 当时来到中国西北的外国探险家，目的多少都有些不纯粹，他们能获得资助多半都是因为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德国探险队的赞助人就有欧洲的军火大王克虏伯。能够被称为真正的、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实在是寥寥可数，斯坦因并不在其列。斯坦因对中国文化，并不太了解。但他在印度工作多年，精通梵文，曾任拉合尔（今属巴基斯坦）东方学院院长和印度古物局局长，对于佛教性质的文化艺术，有相当深的认识。 　　大家都知道，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他的父亲放弃了犹太教，不过犹太人这个最注重教育的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于斯坦因的成长，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家族中除了斯坦因自己，他的叔叔和妹妹等都有超常的语言天赋，包括若干种死文字，这当然不是偶然。斯坦因1904年大愿得偿，入了英国籍，他如此狂热地为英政府工作，如此忠心耿耿地为英国谋利，想来与他新入籍、急于表现的心理不无瓜葛。虽说斯坦因对中国文化不够理解，但他有一种善于把握人的心理的天赋。 因此，他抬出了一个人作为他的护神--那就深得中国人崇仰的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唐僧玄奘。经过《西游记》之类小说、平话和戏曲的渲染，玄奘的事迹在中国那可真是妇孺皆知。他一路上打着玄奘的旗帜，很快就赢得了尊重和好感，到处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说起来，斯坦因还和玄奘真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是他们的经历，还是他们那种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斯坦因前后四次进入中国，获得了大量的文物，他也藉此于1912年获得了爵士称号--这也是前不久伊丽莎白女王授予集荣誉于一身的曼联队主教练弗格森的头衔，可以想象当年斯坦因的探险收获带给不列颠人怎样的骄傲。 　　1943年，81岁高龄的斯坦因死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考古发掘地点，并在那里起了坟墓，真有点马革裹尸、鞠躬尽瘁的味道，想起来让人颇为感慨。由于斯坦因的探险受的是印度政府的资助，双方事先就成果的分配有了约定。因此，斯坦因在藏经洞中发现的成果就分藏在印度和英国，其中英国的部分文书在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印度事务部图书馆（India Office Library），绘画藏在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斯坦的探险活动以及中国西北文物的大量流散，是有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西方列强瓜分长江南北的大片领土的时候，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了一场掠夺、瓜分中国古物的竞争。起先，人们并不知道沙漠的深处和残破的洞窟、城堡当中会有丰富的古物，为了争取或扩大在新疆的势力范围，占领印度的英国和侵占中亚大片土地的沙皇俄国，分别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如1870 年和1873年英国的弗赛斯（T.D.Forrsyth）使团，1887年 英国的荣赫鹏（F.E.Younghusband）探险队，1870～1885年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N.M.Przheval skii）组织的四次探险，足迹遍及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的许多地方，他们沿途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 但这些探险的主要目的，是攫取各种军事情报，了解当地的政情和测绘地图，探查道路，为将来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打基础。1889年，一个名叫鲍威尔（H.Bower）的英国大尉，在 库车附近的一座废佛塔中，偶然得到了一批梵文贝叶写本，当时在印度的梵文学家霍恩雷（R.A.F.Hoernle）博士，鉴定出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写本，于是，新疆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很快就为欧州学术界得知。与此同时，法国的杜特伊·德·兰斯（ 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也在1890～1895年间的新疆考察中，从和田地区买到了同样古老的梵文写本。1899年，罗马召开了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在俄国学者拉德洛夫（W.Radloff）的倡议下，成立了"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人种探察国际协会"，本部设在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国设立分会，以推动在中国西北的考古调查。此后，各国纷纷派出考察队进入新、甘、蒙、藏等地区，把攫取抄漠废墟、古城遗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作为他们的主要目的。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v）1899～1901年的中亚探险，特别是他1908年对甘肃居延附近西夏古城黑城子的发掘，英国斯坦因（M.A.Stein）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的三次中亚探险，他涉猎的地域最广，收获也最多；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1899 -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普鲁士王国格 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Le Coq）率领的吐鲁番考察队，1902～1903年、1903～1905年、1905～1907年、1913～1914年四次调查发掘，重点在吐鲁番盆地、焉耆、库车等塔里木盆地北沿绿洲遗址；法国伯希和（P．Pelliot）1906～1909年的新疆、甘肃考察；芬兰曼涅尔海姆（C.G.E.Mannerheim）1906～1908年的考察；俄国奥登堡（S.F.Oldenburg）1909～1910年、1914～1915年的两次新疆、甘肃考古调查，以及日本大谷光瑞1902～1904年、 1908～1909年、1910～1914年三次派遣的中亚考察队。数不清的中国古代珍贵文物，被他们掠走，入藏于各个国家的图 书馆或博物馆。在这场浩劫中，敦煌藏经洞的文献和文物， 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爪。 　　（主要参考文献：《敦煌藏经洞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西域考古图记》、《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　　　　　　　　　　　　　　　　　　　　　　　　　　　　　　 1904年 　　　　　　德国人勒柯克入新疆盗掘文物。 　　在20世纪初切割新疆吐鲁番、库车等古代佛教遗址壁画时，勒柯克使用的狐尾锯的确称得上是先进工具，令其他国家同操此业的同行都惊叹于他收获的丰富和速度的快捷，并急起直追，纷纷效仿。 　　德国人于1902年首次远征吐鲁番，是由柏林民族人类学博物馆派出的格伦威德尔教授为领队。他在新疆的考察成果，引起德国学术界轰动，甚至引起德皇的注意。接着，由德皇和军火大王克虏伯的名义提供捐助，着手组织一次新的远征。不巧，节骨眼上格伦威德尔因身体不适，由勒柯克临时担任探险队负责人，与助手巴图斯先行出发。 　　勒柯克到达吐鲁番后，兴致勃勃地发掘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吐峪沟等遗址，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物。这时，格伦威德尔来信说很快要来接替他，并指示勒柯克不要随便乱动那最有希望的柏孜克里克遗址。但勒柯克根本不管那一套，并加快了去柏孜克里克的行动，立即开始挖掘。 　　勒柯克和巴图斯先在柏孜克里克找了一个牧羊人住过并被熏黑了墙壁的洞窟住下来。当他考察那被积沙堵住的内殿时，随着积沙被他踩动流落下来，他被看到的东西惊呆了：“像变魔术一样，我看见在我左右墙壁上，显露出富丽的光彩夺目的绘画，颜色是那么新鲜，好像是画家刚刚画完似的。”勒柯克兴奋地叫来巴图斯，又在入口处两边发现了“比真人还要大的三个和尚像。”他们就这样清理着沙子，接着发现印度和尚、中国和尚画像。令勒柯克更为惊讶的是，这里的人物不是按模式绘画的，不是千人一面的刻花版印，而是要使每个人的面像加以区别，各不相同，“换句话说，就是写真”。 　　他们继续挖掘，在两座高墙上发现了十五幅巨大的形象各异的佛像绘画。还有跪着的供养人，他们手持供物，都穿着高昌本地的衣服和靴子。 　　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印度神话中的王子、系虎皮裙的婆罗门、戴鹰羽帽子有鹰钩鼻子的波斯人。还有红头发蓝眼睛的肖像，“他们分明是欧罗巴人，我们很快把此类人和雅利安人联系起来。这些红头发人的装束，是用吊带系头裤子并连接着高简皮靴，这是一个不同人种的特征”。 　　勒柯克发现的绘画中，有一幅画水池中长出一株倒映的树，它被一条龙缠绕着。观世音法座已残缺，但两边的魔鬼却看得很清楚。其中两个魔鬼各有六只手，正用猪头和象头模样吓唬跪在他们脚旁的两个小鬼。有一个穿虎皮裙的婆罗门，拿着拐杖，怒目而视。 　　有一幅壁画，画出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人身鸟头有爪带翼的怪物，抓住一个小孩，手持弓箭套索的猎人追赶着怪物，救下了被捉去的小孩。 　　以上是勒柯克对自己最先发现的壁画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介绍，后来的发现更多、更使他感到惊喜。 　　其中有两侧墙壁画着几行供养人像，有男有女，还有国王和王后，以及正殿绘画的佛、菩萨、佛教故事画等等。 　　于是，勒柯克及其助手巴图斯，加快了他们工作的进度。一幅一幅地把壁画切割下来，雇了一些民工来帮助包装。 　　“经过长久而艰苦的工作，我们成功地割下这些画，在二十个月的旅行之后，它们安抵柏林。”勒柯克得意地说，“在博物院中它们占满一间房屋，这只是少数庙宇中的一部分。那里绘画的全数，都被我们带回柏林”。 　　一位捷克学者到吐鲁番参观后，写文章报道说：“德国人是用刀子把这些精美而易碎的壁画切割下来的。” 　　这位捷克学者没有读过勒柯克的考察报告和他与朋友的通信。 　　勒柯克毫不掩饰地说，他们首先以极其锐利的刀子沿着每幅画的四周割开。刀子一直穿到画在墙壁上与泥土、麦草、骆驼粪、灰泥混合物的深处，然后在画边再用鹤嘴钳、铁锤和凿子挖出一个足以使狐尾锯插入的洞，才能大面积地锯开。 　　做这种工作是要用极大的体力的，勒柯克在他的一份吐鲁番探险报告中说，“当表层摇摇欲坠的时候，就叫雇来的人把铺着毛毡的木板紧紧地贴在即将切下的壁画上，于是这幅壁画就全锯开了。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后，木板连同这幅壁画从墙上移开。移动的时候，木板顶上的一端先慢慢地平放下来，直到最后壁画十分平稳地躺在木板上为止……” 　　每幅被锯下来的画都朝下平放在木板上，这个木板事先已铺上了干草、毛毡和棉絮。另外再用一层棉絮铺在这幅画的背面。接下来再把第二幅画如法放置。就这样一层又一层，“夹心面包”便做成了。然后还要捆绑成包，装入木箱，再把空隙处塞严。勒柯克说：“我们这样包装的箱子，从来没有一点儿损坏。” 　　对于那些大的壁画，则要先锯成数片，下锯的地方要避开人物脸部和其他“具有艺术特点的地方”。 　　每当一段工作结束时，勒柯克的心情都很愉快。他在《新疆之地下宝库》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心情。他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柏孜克里克的风光： “山矗立在寺院背后，像雪一样白，但是每当日出和日落时，阳光就给它洒满紫红色。山前堆积着一些界线分明的黑沙丘。在这以下，平原展开，像废墟的本身一样，上面盖着一片黄土的金色”。 　　“当月亮悬在空中时，山和大地的颜色变得奇怪。山顶成为紫蓝，黑沙丘青而带着金影，而黄土地上显出变化不定的魔幻般的色彩。这里紫红，那里浅蓝，不久又成深黑。每个月光之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奇异而和谐的景色。” 　　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觉到，“在这一向死一般的寂静中；从奔腾而下的激流在岩石上水花四溅，好像发出轻蔑的笑声。” 　　景色虽然优美，但他们感到一种不祥的气氛，壁画上的恶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使他们不安。 　　当他们刚刚入睡，万籁无声的柏孜克里克突然响起魔鬼般发出的怪叫声。勒柯克和巴图斯立即从床上跳下来，拿着来福枪跑到土崖上，眼前的情景把他们吓呆了：在马蹄形佛寺区的道路上，到处是狼群，它们对着月亮大声嚎叫。 　　这时他们雇的民工也跑过来，说不用怕，狼群不伤害人。勒柯克放了几枪，打中了一只狼。狼群围过来，吃完那个被打死的同伴后，就都走了。 　　让勒柯克不快的事接连发生，在离开柏孜克里克时，他被马狠狠踢了一蹄子，伤势很重．一直不能骑马。当晚他们住下来时，勒柯克竟莫名其妙地在门口写了两个大字——“匪窟”。 　　勒柯克不听劝阻，给柏孜克里克造成极大的破坏，引起他的上司格伦威德尔的不满，格伦威德尔毕竟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对待文物的态度与勒柯克不同，他反对将庙宇里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搬走，尤其是壁画。一次，勒柯克要把一座佛寺绘有图画的整个屋顶搬回柏林去，格伦威德尔表示坚决反对，提出建议说，对图画进行测量和描绘，以便回到博物馆重新加以复制。还有一尊非常好的塑像，格伦威德尔也不同意搬走。但是勒柯克不听，后来还是寻找机会把这些文物运走了。 　　我们看到，在格伦威德尔死后，学术界在为他写的悼文中作了如下评价： 　　“他避免对那些遗址作肤浅的表面观察，他不同意去攫夺那些引人注目的壁画艺术作品。他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遗址，并把遗址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所以他的办法是对新的发现物都要描绘和测制轮廓图。如果把壁画搬走，除了意味着猎奇盗窃之外，不会有别的意义”。 　　勒柯克走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吐鲁番，他查看了勒柯克的工作现场后“感到十分惊僧”，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这种粗野的方法”根本不是“考古”，而是“挖空”。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他从吐鲁番拿走的文物并不少。他认为“要把这些精细的佛教美术品中的标本保留下来，只有很仔细的用有系统的方法搬走。我是利用我的训练有素、很有经验的帮手来做这种费时的困难工作的”。他在吐鲁番锯下的壁画，“足足装满一百多箱”。斯坦因切割这些壁画，同样使用了类似勒柯克狐尾锯的一种锯子。只不过他让助手在使手锯子的时候更加细致、更加小心翼翼罢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于1909年来到柏孜克里克时，看到大量壁画遭到破坏，又据当地人说，前来发掘的欧洲人剥取了最好的壁画，而故意将剩下的加以损坏。日本人为此气愤地说：“如果这话是真的，以文明国家学者自命的欧洲人要独霸世界珍宝的意图，可以说比盗贼还卑鄙”。 　　随即他们在一些洞窟中，发现了“绘满色彩的壁画”，有诸佛和各种姿势的菩萨，有的合十，有的散花，有的奏乐。天人的舞姿、魔鬼的凶相，“色彩、用笔都有很高的造诣”。还有泥塑佛像，也充满生气，极精彩、华美壮观。 　　对欧洲人气愤之余，日本人也取出了特制的“狐尾锯”，“切割了足以欣赏的壁画七块，获得泥塑佛像七具”。

阿权

沉此贴心痛啊。顶起来。

退两步

太长了。。。顶帖先。得闲先慢慢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