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辛
杜襟南
寻找广州长征老红军 日本鬼子一枪害老来耳背
年纪最小也已90岁,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时报记者走访了这些历史见证人
本版撰文 时报记者 黄艳 蔡民 见习记者 吴瑕 实 习 生 申晨 通 讯 员 老干宣 本版摄影 时报记者 龙成关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阶段,当年30万红军将士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有不足3万人……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但那一个个为民族舍生取义、浴血奋战的英雄却长驻我们心中。据广州市老干局统计,除省直、军队系统之外,目前广州市有34名1937年7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红军”健在,其中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仅有8人。
明天是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9周年、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信息时报记者走访了5位生活在广州市的老红军,他们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寻找老红军”将分两期登出,敬请留意。
日日去越秀山爬百步梯
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个贫雇农家里的李辛,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妹妹也卖给了人家,才五六岁的李辛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孤儿,十来岁就帮人放牛做工。1930年,李辛参加了游击队,1931年,游击队正式编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李辛在团部当通讯兵,1934年10月从福建出发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
战时孤身一人如今三代同堂
“当时啊,我就一个孤儿,没有家”。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他说,红军到达雪山的时候,正是夏天,大家都穿着单衣服,风很大,一不小心就有人掉进冰雪里被埋掉。那时,李辛的双脚也陷进了雪里,“警卫班的同志们拉着我走,可是双脚早就冻得不听使唤,最后还是拖着政委的马的尾巴才起来的”。
让李辛欣慰的是,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都熬出来了。并于1951年回到江西赣州结婚,“我参加游击队的时候,我还是个孤儿,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你知道吗?现在我全家有17个人。我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有外孙、孙女、孙子,还有一个外孙在澳大利亚呢……”说着这些的时候,李老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日本鬼子一枪害我老来耳背
“我在97香港回归的时候,身体还很好,看得清晰、听力好,1997年后,身体就没以前好了,现在都听不清了……”李老说,助听器对他来说也无济于事,而造成现在这个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鬼子。那是1937年,在平型关战斗中,日本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耳,“子弹从这边打进来,从后边飞出去了”,李老指着自己的伤疤回忆说。
据李老的儿子介绍,解放后,李老的日子越过越顺畅了,到了最近几年却发现一向硬朗的身体出现了些毛病,李老开始感觉自己的听力在下降,便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他当年鬼子的那一枪伤了他的脑神经,对听力有影响,且因伤到神经,助听器对他的听力也无济于事。如今李老谈到自己的听力,就“忿忿不平”地说,“都是1937年那一仗的那些鬼子”。
每日走百步梯身体好显年轻
李老说,自从他1984年离休后,每天都要去越秀公园爬“百步梯”,除非下大雨,李老才会歇上一天,李老的“百步梯”一直坚持到了2005年初。而这么多年,李老的身体从来没有出现过异样。
现在,虽然李老不再爬百步梯了,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出去四处走走,回来修剪盆栽、浇浇花草,看报纸,陪老伴说说话,一日三餐有规律。见过李老的人都怀疑地说,“你真有93岁了吗?”
93岁的李老听说记者要给他拍照,着急地去房间穿上了一件花衣服,然后笑嘻嘻地看着记者的镜头。
人物简介 李辛
1913年2月生,江西瑞金人。1930年参加游击队,同年加入共产党,长征时在红一方面军二师五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先后在广州市委、越秀区委工作。1984年离休,现年93岁。
不服老竟捣腾起电脑来
一见杜老,精神矍铄的他,首先和记者来了个“革命式的握手”,有力而亲切;和他交谈,他能说会道,思路清晰,时不时,他还抛出一两个历史问题考考记者;说到以前的困难时候,他说熬出来了,接着笑笑……经历过革命风雨,90岁的杜老如今很爱笑。
他的家里有“五笑”
每个去过杜老的家里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家里有“五笑”,即五个“笑”字。这五个字有的是80多岁,目前已离开人世的老朋友送的;也有7岁小孩来到他家时,特意为他写的。五个大大的“笑”,布满了杜老家的墙壁。“大家都说我爱笑,所以都送‘笑’字给我”,说着这话的时候,90岁的杜老咧嘴笑着,像个小孩。
他说,生活就是要乐观,心态好,这可能也是他长寿的秘诀吧。“没饭吃,没水喝,治不了病……那种你们想都想不到的困难,我都顶住了,熬出来了。”所以,现在的生活,杜老更是笑着过。
狱中认识老党员
就是这样一个爱笑的杜老,经历过太多复杂的历程。他说,他还没入党,就和共产党有了一样的“待遇”。17岁时就被反动派关在广州南石头监狱。
1933年5月,在广东工业专科学校读书的陈嘉(后改名杜襟南)与几个热血青年发起组织了“力社”,编印进步刊物《诗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宣传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惊动了反动当局,在当年12月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时被捕入狱,罪名是“共嫌”——共产党嫌疑。
“坐牢,不怕,枪毙,是烈士!”90岁的杜老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笑笑说,而那时候,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枪毙了会是烈士吗?但就是这段两年的牢狱的生活,让他结识了自己一直想接触的共产党。陈嘉在狱中结识了不少当时早期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尤其让他难忘的是狱中的“地下学习”。监狱里有一个秘密的图书馆,革命书籍在互相信任的革命者之间相互传阅。在取得了狱中党员的信任,他是带着镣铐传阅了一本本革命书籍。“看完一本又一本,我读了好多好多书”。
为革命改名换姓
1935年5月,陈嘉出狱。他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建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东江纵队,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由于陈嘉之前先后活跃于各种社会活动,被当时的反动派盯上,名字一度被公示在要逮捕的名单中。于是,从此陈嘉隐姓埋名为杜襟南,直至现在,他的老战友们仍然习惯叫他杜襟南。
从1941年开始,杜襟南在东江纵队主要负责机要电台的工作。在战争年代,机要电台负责和中央领导保持直接联系,肩负着绝密使命。机要人员都是领导的贴身工作人员,任何情况下都是受重点保护的。因为中央与部队的全部电报往来都是他们译出的,密电码也在他们的脑子里,一旦被敌人抓去,如果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是42、43年,这两年间,我经历了最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支队伍只有一个医生,仗打得厉害的时候,我们没饭吃、没水喝、我生病很难受,治不了,那时候真的感觉生活没希望了……但眼前又看到好多前线的重伤伤员,我就想,他们前线的都顶住了,我就没有什么顶不住的”。就凭着这股精神的支柱,杜襟南说自己“熬出来了”。
老来仍然爱学习
解放以后,杜老先后在中央华南分局机要科任职,接着去了安徽大学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并于上世纪80年代回了广州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工作,直至1989年离休。离休后的杜老仍然没闲着,他说,自己从小就爱读书,爱文学,喜欢学新东西。前五年的时候,80多岁的他,也开始“捣腾”起电脑了。现在杜老生活的全部就是看看文学历史书,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平时,杜老和老伴自己照顾着自己的生活。
“现在新出的各种小说可真多啊,我感觉自己很落后了,跟不上年轻人了”。杜老还开始自嘲了,但杜老会坚持每天看报纸,看历史小说。杜老说,只有坚持学习,才能保持脑子能转。而记者在采访时,杜老还时不时向记者抛出一个历史问题,让记者措手不及。
每个月,杜老还和自己的老朋友聚会一次。一次聚会下来,杜老总是乐呵呵地回到家。看书、看报、聚会,一日三餐,杜老说现在的生活不错,接着,他又乐呵呵地笑了。
人物简介 杜襟南
原名陈嘉,1916年7月出生于上海,在广州长大,现年90岁。16岁时就和欧阳山等一起参加广州“作家俱乐部”活动,17岁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力社”,被捕进过监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长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先后从事过机要工作、大学副校长、社科院等工作。1989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