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辛  杜襟南 寻找广州长征老红军 日本鬼子一枪害老来耳背 年纪最小也已90岁，在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时报记者走访了这些历史见证人 本版撰文 时报记者 黄艳 蔡民 见习记者 吴瑕 实 习 生 申晨 通 讯 员 老干宣 本版摄影 时报记者 龙成关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初阶段，当年30万红军将士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有不足3万人……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但那一个个为民族舍生取义、浴血奋战的英雄却长驻我们心中。据广州市老干局统计，除省直、军队系统之外，目前广州市有34名1937年7月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红军”健在，其中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仅有8人。 明天是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9周年、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信息时报记者走访了5位生活在广州市的老红军，他们是革命战争的幸存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寻找老红军”将分两期登出，敬请留意。 日日去越秀山爬百步梯 出生在江西瑞金一个贫雇农家里的李辛，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妹妹也卖给了人家，才五六岁的李辛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孤儿，十来岁就帮人放牛做工。1930年，李辛参加了游击队，1931年，游击队正式编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李辛在团部当通讯兵，1934年10月从福建出发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 战时孤身一人如今三代同堂 “当时啊，我就一个孤儿，没有家”。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他说，红军到达雪山的时候，正是夏天，大家都穿着单衣服，风很大，一不小心就有人掉进冰雪里被埋掉。那时，李辛的双脚也陷进了雪里，“警卫班的同志们拉着我走，可是双脚早就冻得不听使唤，最后还是拖着政委的马的尾巴才起来的”。 让李辛欣慰的是，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都熬出来了。并于1951年回到江西赣州结婚，“我参加游击队的时候，我还是个孤儿，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你知道吗？现在我全家有17个人。我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有外孙、孙女、孙子，还有一个外孙在澳大利亚呢……”说着这些的时候，李老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日本鬼子一枪害我老来耳背 “我在97香港回归的时候，身体还很好，看得清晰、听力好，1997年后，身体就没以前好了，现在都听不清了……”李老说，助听器对他来说也无济于事，而造成现在这个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鬼子。那是1937年，在平型关战斗中，日本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右耳，“子弹从这边打进来，从后边飞出去了”，李老指着自己的伤疤回忆说。 据李老的儿子介绍，解放后，李老的日子越过越顺畅了，到了最近几年却发现一向硬朗的身体出现了些毛病，李老开始感觉自己的听力在下降，便去医院检查，医生告知他当年鬼子的那一枪伤了他的脑神经，对听力有影响，且因伤到神经，助听器对他的听力也无济于事。如今李老谈到自己的听力，就“忿忿不平”地说，“都是1937年那一仗的那些鬼子”。 每日走百步梯身体好显年轻 李老说，自从他1984年离休后，每天都要去越秀公园爬“百步梯”，除非下大雨，李老才会歇上一天，李老的“百步梯”一直坚持到了2005年初。而这么多年，李老的身体从来没有出现过异样。 现在，虽然李老不再爬百步梯了，但他仍然坚持每天出去四处走走，回来修剪盆栽、浇浇花草，看报纸，陪老伴说说话，一日三餐有规律。见过李老的人都怀疑地说，“你真有93岁了吗？” 93岁的李老听说记者要给他拍照，着急地去房间穿上了一件花衣服，然后笑嘻嘻地看着记者的镜头。 人物简介 李辛 １９１３年２月生，江西瑞金人。１９３０年参加游击队，同年加入共产党，长征时在红一方面军二师五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先后在广州市委、越秀区委工作。１９８４年离休，现年９３岁。 不服老竟捣腾起电脑来 一见杜老，精神矍铄的他，首先和记者来了个“革命式的握手”，有力而亲切；和他交谈，他能说会道，思路清晰，时不时，他还抛出一两个历史问题考考记者；说到以前的困难时候，他说熬出来了，接着笑笑……经历过革命风雨，90岁的杜老如今很爱笑。 他的家里有“五笑” 每个去过杜老的家里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家里有“五笑”，即五个“笑”字。这五个字有的是80多岁，目前已离开人世的老朋友送的；也有7岁小孩来到他家时，特意为他写的。五个大大的“笑”，布满了杜老家的墙壁。“大家都说我爱笑，所以都送‘笑’字给我”，说着这话的时候，90岁的杜老咧嘴笑着，像个小孩。 他说，生活就是要乐观，心态好，这可能也是他长寿的秘诀吧。“没饭吃，没水喝，治不了病……那种你们想都想不到的困难，我都顶住了，熬出来了。”所以，现在的生活，杜老更是笑着过。 狱中认识老党员 就是这样一个爱笑的杜老，经历过太多复杂的历程。他说，他还没入党，就和共产党有了一样的“待遇”。17岁时就被反动派关在广州南石头监狱。 1933年5月，在广东工业专科学校读书的陈嘉（后改名杜襟南）与几个热血青年发起组织了“力社”，编印进步刊物《诗歌》，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宣传和歌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惊动了反动当局，在当年12月召开第一次社员大会时被捕入狱，罪名是“共嫌”——共产党嫌疑。 “坐牢，不怕，枪毙，是烈士！”90岁的杜老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笑笑说，而那时候，他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枪毙了会是烈士吗？但就是这段两年的牢狱的生活，让他结识了自己一直想接触的共产党。陈嘉在狱中结识了不少当时早期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尤其让他难忘的是狱中的“地下学习”。监狱里有一个秘密的图书馆，革命书籍在互相信任的革命者之间相互传阅。在取得了狱中党员的信任，他是带着镣铐传阅了一本本革命书籍。“看完一本又一本，我读了好多好多书”。 为革命改名换姓 1935年5月，陈嘉出狱。他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建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于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东江纵队，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由于陈嘉之前先后活跃于各种社会活动，被当时的反动派盯上，名字一度被公示在要逮捕的名单中。于是，从此陈嘉隐姓埋名为杜襟南，直至现在，他的老战友们仍然习惯叫他杜襟南。 从1941年开始，杜襟南在东江纵队主要负责机要电台的工作。在战争年代，机要电台负责和中央领导保持直接联系，肩负着绝密使命。机要人员都是领导的贴身工作人员，任何情况下都是受重点保护的。因为中央与部队的全部电报往来都是他们译出的，密电码也在他们的脑子里，一旦被敌人抓去，如果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也就是42、43年，这两年间，我经历了最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支队伍只有一个医生，仗打得厉害的时候，我们没饭吃、没水喝、我生病很难受，治不了，那时候真的感觉生活没希望了……但眼前又看到好多前线的重伤伤员，我就想，他们前线的都顶住了，我就没有什么顶不住的”。就凭着这股精神的支柱，杜襟南说自己“熬出来了”。 老来仍然爱学习 解放以后，杜老先后在中央华南分局机要科任职，接着去了安徽大学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并于上世纪80年代回了广州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工作，直至1989年离休。离休后的杜老仍然没闲着，他说，自己从小就爱读书，爱文学，喜欢学新东西。前五年的时候，80多岁的他，也开始“捣腾”起电脑了。现在杜老生活的全部就是看看文学历史书，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平时，杜老和老伴自己照顾着自己的生活。 “现在新出的各种小说可真多啊，我感觉自己很落后了，跟不上年轻人了”。杜老还开始自嘲了，但杜老会坚持每天看报纸，看历史小说。杜老说，只有坚持学习，才能保持脑子能转。而记者在采访时，杜老还时不时向记者抛出一个历史问题，让记者措手不及。 每个月，杜老还和自己的老朋友聚会一次。一次聚会下来，杜老总是乐呵呵地回到家。看书、看报、聚会，一日三餐，杜老说现在的生活不错，接着，他又乐呵呵地笑了。 人物简介 杜襟南 原名陈嘉，１９１６年７月出生于上海，在广州长大，现年９０岁。１６岁时就和欧阳山等一起参加广州“作家俱乐部”活动，１７岁组织进步文学团体“力社”，被捕进过监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长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先后从事过机要工作、大学副校长、社科院等工作。１９８９年离休。 |